ZT现代军队编制一般都是统一的，在平时和战时的编制基本相同，要调动的话也是成建制的调动。但中国古代军队往往有两种编制，一种是平时组织训练的编制，另一种是战斗部队的编制。当要组建参战部队时需要打破原来的编制，将士兵重新组织到新的战斗编制中去。
中国古代军队编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基本的固定编制规模逐渐缩小，越到后来，千人以上的部队就越是习惯于采用临时组编的办法来编成。
1、什伍之制
5进位以及10进位制是人类普遍采用的记数方法，因此也很早就用来计算并编制士兵。中国古代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就是一五一十点数的“什伍”之制。另外古代展开军队作战时往往会排列左、右两路或左、中、右三路的阵势，由此影响到军队有时要采用2进位或3进位（包括其倍数）的编制。
出土的商代墓葬遗址中，殉葬人大多是10人一排，墓外的殉葬坑一般也是10人一组，
陪葬的铜兵器往往也是10件为一捆，或许当时已经有了“什”的士兵编制。有人认为甲骨文中的“行”字也就是10个“什”，由“百夫长”指挥；10“行”编为“大行”，由“千夫长”指挥；作战时习惯按照左、中、右各一个“大行”来排列阵势，投入战斗的3个大行就称之为“师”，是商代最基本战略单位。据说商王亲自率领的“王师”就是由3个“师”组成。不过根据安阳一个商朝墓葬出土的战车来看，却是5辆一组，前三后二，每辆有3套作战武器，说明每辆有3名士兵；另外前面又有3个殉葬坑，每坑殉葬5人，看来应该是为前面3辆战车提供勤务的徒役。另一处车马坑则是集中埋葬了25辆战车。据此推测，再结合一些史料的记载，商代的战车编制是实行5进位制的。5辆一队，5队、25辆战车组成的战斗单位由“马亚”指挥；而出动100辆战车时的指挥官叫“多马亚”；一次出动的战车如果超过了二、三百辆，就要由商王亲自指挥了。
一般认为商代开创的这种什伍之制后来被周朝继承。周武王伐纣发布《牧誓》就提到“百夫长”、“千夫长”。而周代的军队也是以战车为核心，1辆战车及其配属的步兵合称“乘”，是最小的编制单位。乘战车的甲士是3名，至于配属的步兵究竟有多少，众说纷纭。按照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司马法》一书的说法，每乘是甲士10名（3名上车作战，7名在车下作战），徒役20名。但也有人认为20个徒役中只有5名承担养马、炊饮，另外15名也参加战斗。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每5乘编为1队，由仆射指挥；每两队（10乘）由“官”指挥；每10队（50乘）编为“卒”，由“卒长”指挥；每2卒（100乘）编为“师”，由“师氏”指挥。周代仍然以“师”为基本单位，但师的数量逐渐增加，据说西周有14个师。
春秋时期军队中步兵比重逐渐增大，根据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每乘步兵从25名逐渐增加到50名、75名，而楚国军队每乘步兵为100名。西周时作战在排列阵势时一般将参战部队分为左、中、右3个集群，号为“三军”，并按照集群的战术重要性又称为上、中、下军，而以总指挥所在的中军地位为最高。春秋时期各国之间战争频繁，这种战术单位逐渐固定，成为“师”以上的又一编制单位。各个诸侯国编成的军数目不同，有的有3军，有的有4军，有的有6军。军所隶属的战车以及士兵数量并不完全一致，一般来说在200乘上下。步兵逐渐在独立作战中也形成了新的编制，据《国语》记载吴国步兵的编制，为10进位制的：10人为队，10队为行，10行为旌，10旌为军。
战国时期步兵成为主力，各国编制不尽相同。据《周礼》（一般认为该书反映的是儒家理想中的国家制度，其中有一些是成书时的制度）的说法，步兵每5名编为“伍”，由伍长指挥；5个“伍”（25人）编为“两”，由“两司马”指挥；4个“两”编为“卒”（100人），由“卒长”指挥；5个“卒”编为“旅”（500人），由“旅帅”指挥；5个“旅”编为“师”（2500人），由“师帅”指挥；5个师编为“军”（12500人），由“军将”指挥。而《尉缭子》的说法，可能是魏国的步兵编制：5人为伍，10人为什，50人为属，100人为闾。《商君书》提到的可能是秦国的步兵编制，则5人为伍，50人设“屯长”，500人设“五百主”，1000人设“二五百主”。骑兵的编制应当与此相近。
总的来看，早期步兵都以5人为战斗单位。据《司马法》一书，5人分别使用弓、殳、矛、戈、戟，成纵队战斗队形时，短兵器在前、长兵器在后。5个伍排列成一个方阵“两”，两司马为甲士，居中担任指挥。看来这种步兵战术与基本编制配合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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