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灿跟同乡们常年走街窜巷卖猪肉，是个性子外向的人，大家又都是年轻人，韩春雷很快就和他聊到了一块儿去。
听猪肉灿讲，他是三年前和他姐郑保红来的深圳，当然那会儿的深圳还没设市，没有深圳这个叫法，当时叫宝安县。他们姐弟俩来深圳最初的原因，是寻找他姐夫，郑保红的丈夫苏大河。
他姐夫苏大河来宝安县比他们姐弟俩要早，七年前就来了。苏大河是湖北省城人，在那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情高涨的岁月里，支援农村建设插队到了到他们村，分到了他和他姐这个生产队。后来苏大河跟他姐郑保红好上了。在当时，知青和当地农村青年结合，那可是大事，据他讲，还是他们公社的书记亲自来给他姐和苏大河主持婚礼的。尽管当时生活条件艰苦，但还是在十里八乡轰动一时。
不过结婚没多久，十年动荡就波及到了他们村。苏大河这个省城来的知青被划为右派，连累了贫下中农根正苗红的郑保红不说，捎带脚的，还把妻弟郑保灿谈的一门对象都给搅黄了。
这把当时二十出头，血气方刚的猪肉灿气得够呛，差点没跟姐夫苏大河划清界限。尽管如此，郑保红还是对丈夫不离不弃，甚至几次三番为保护丈夫苏大河，和别人发生冲突。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饱受折磨的苏大河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趁夜逃跑，逃离郑家村。
他再也无法忍受漫天的冤枉和谩骂，还有精神上的折磨和摧残。
当晚他就把这个决定和郑保红说了。作为妻子的郑保红不仅没有反对，还默默替丈夫收拾了几件衣服和一点点全国粮票。她虽然没有太多的文化，但她了解丈夫苏大河宁折不弯的性子，她预感得到，在这样下去，丈夫总有撑不住的那一天。这个时候，逃避也许对他来说，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趁夜苏大河偷跑出村口时，苏大河紧抱着郑保红，让她等她两年，如果浩劫过去了，他就回来和她团聚，如果两年后他还是音讯全无，那就改嫁，嫁个贫下中农吧。
苏大河的出逃，对于郑家村来说是个大事，对郑保红、郑保灿姐弟而言，自然又是少不了一番牵连。
过了两年之约，苏大河没有回来。郑保红默默地等着丈夫。
又等了两年，这一年，十年动荡结束了，郑保红也听说党中央已经做了拨乱反正。可她还是没有等到丈夫的回来。苏大河音讯全无，生死不知，村里有好心人纷纷劝郑保红改嫁，可郑保红却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要离开郑家村，去寻找丈夫。
她不懂啥爱不爱的，她就知道嫁了苏大河就是他的人，她和苏大河从结婚到现在，都没见过省城的公婆一面呢。她要找到苏大河，她要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她回想起苏大河临行前跟她提过的行程，去广东，到宝安县，投奔他表姑夫。他还偷偷把表姑夫家的地址给了郑保红，说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来这个地址联系他。
做出了决定，郑保红就收拾了东西，兑换了点全国粮票，锁好了门窗，南下寻找丈夫。郑保灿虽然心里还忌恨姐夫苏大河，但更放心不下姐姐一个人南下，于是跟着姐姐到了宝安。
姐弟俩按着苏大河留下的地址，找到了宝安县，找到了苏大河的表姑夫家，跟湖贝村是一个公社。可是到了那里才知道，苏大河表姑夫一家人早在八年前就逃港了，而苏大河是四年前离开湖北郑家村的，这么说来苏大河即便到了宝安县，他姑父一家也是人去楼空。
那苏大河去了哪里呢？
会不会压根儿就没往南方走？
郑保红第一时间否定了这个念头，他相信自己的丈夫不会骗自己的。她只能像个疯子一样的，带着郑保灿在宝安县满世界打听苏大河，后来遇到了几个湖北老乡，说他们也是四年前来的宝安，依着郑保红的描述，的确是见过这么一个操着湖北口音的小老乡，说话文质彬彬的，可能就是苏大河。但是他们也说后来就没见着了，这个小老乡可能也是那年跟着人潮逃港了。
要知道他们说的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是宝安县历史上逃港潮规模最大的一年。香港和宝安山水相连数百里的海岸线上，数万人铤而走险，罔顾性命，泅渡蹈海逃往香港。淹死者、溺死者、冻死者不计其数。
数次的大规模逃港风潮，也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在深圳等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做了血淋淋的铺陈。
正所谓凡事都有因，所有重大而又伟大的决策，必定是经过血与火的锤炼和考验。
同乡们的话让郑保红终于听到了一丝丝希望的消息，但他们也不敢确定苏大河是否真的逃港，当然也不敢确定苏大河是否逃港成功，有没有淹死或冻死在茫茫的海里。
郑保红也不敢确定丈夫是否真的逃往了香港，也许丈夫还留在宝安县一带，在某个乡下犄角旮旯的地方隐姓埋名呢？
但是有一点郑保红坚信，苏大河还活着，她要等他，就在宝安县等他。
这么一等，又是三年。
这三年里，她带着弟弟郑保灿打过短工，干过黑活，硬生生把自己锻造成了力气不输糙汉子的“湖贝村红姐”。如今这个杀猪卖肉的生意，是他们姐弟跟其他几个湖北老乡合伙干得，年初宝安设市改名深圳后，很多以前明令禁止的，不让干的事儿，现在都慢慢开禁了，这杀猪卖肉的生意虽然还是被国营肉联厂的人举报，但明显抓得不是特别严了，甚至有默许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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