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王永吉的求助试探，郑成功给出的第一优先级选项，当然是按照朱树人来之前暗示的那样，劝他们全军南渡了。
张名振则暂时选择闭口不言——王永吉是总督，是文官，郑成功理论上也是文官，文官之间的讨论，还是让郑成功应付比较好。张名振只负责到时候劝说吴三桂、李辅明这些武将。
郑成功便大包大揽地说：“王总督所言甚是，如今山海关腹背受敌，如若继续泥古不化，遇敌则战，怕是白白损失我大明健儿，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
下官北上之前，也曾得国姓爷点拨，预想过各种情况，国姓爷曾交代，若事有不谐，可协助王总督暂撤山海关之兵，先往登来暂驻，跳出火坑，从长计议。任由闯贼与多尔衮二虎竞食，待其两败俱伤，我军再徐图后计。”
郑成功抛出条件后，王永吉内心其实已经有些心动了。
历史上，山海关文武当中，王永吉也是倾向于率军逃命的，是吴三桂坚定要留在山海关，舍不得辽西将门的根据地，最后王永吉才单独出走，没人掣肘吴三桂了。
这种态度，其实也很正常。因为辽西将门盘根错节数代，这儿的地盘经营得很好，那都是他们自己的家产。
吴家，祖家，李家，这些大家族最早从李成梁时代就开始经营辽地了，宗族势力盘根错节，地皮田土也都是他们的。
如果放弃了这片土地，到了南方他们还能剩下什么？
文官们则不同，那都是流官，几年一任，王永吉是两年前邱民仰殉国后才调来的。
到辽西之前，他的官场履历最北端，也只是到北京做京官。所以王永吉当然对辽地毫无感情可言，有机会名正言顺跑怎会不跑？
另外，其实深究一下，也不难发现，这些文官们的籍贯，对于他们在国破家亡时的抉择，也都是有巨大影响的——
总督王永吉和巡抚黎玉田，历史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一个先南逃，另一个直接就地做汉奸。
不就是因为王永吉是扬州高邮人，他发现北方彻底崩塌后，还能选择南逃回老家。要等扬州老家也被鞑子占了，他才当汉奸。
而黎玉田是陕西人，他老家早就是闯贼的地盘了，北京一破，他想回老家都不可能，那就就地投了呗。
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数不胜数。
就拿宋朝的澶渊之盟来说，后人都说寇准有骨气，誓死劝皇帝抵抗，还让宋真宗御驾亲征到澶州。而说另两位宰相王钦若、陈尧叟是软骨头汉奸卖国贼。
但如果看一看各人的籍贯，王钦若是江西新余人，那他在听说宋真宗有南逃迁都的想法时，当然会力劝宋真宗迁都到南京。而陈尧叟是四川阆中人，他也当然倾向于劝宋真宗学李隆基、迁都到成都。
而寇准是山西人，要是宋真宗真放弃了北方，他老家就彻底成为沦陷区了，他当然有更多的动机去抵抗——不是说寇准没有大义为国的部分，但必须承认，一个人的家族利益、故乡利益，也是会影响决策的。
澶渊之盟签订后，寇准被王钦若反击，说“他为了家族和地方利益，拿皇帝的安全冒险”，宋真宗仔细回想一下还真觉得后怕，就听从了王钦若的谏言，把寇准罢相外放，说明皇帝也是能想明白其中逻辑的。
这是个复杂的世界，所有人的决策，都是受到多方面利弊权衡影响的。
……
王永吉轻易就被说服后，压力便来到了黎玉田和吴三桂那儿。
吴三桂虽然也受过朱树人恩惠，但他是最舍不得辽地基业的。此时此刻，他不得不亲自做这个恶人，强调守土有责的重要性。
“郑贤弟，你这番话，怕是有违忠义吧！我们虽然腹背受敌，但只要能尝试挤兑住鞑子，让他们相信我大明肯跟他们互不相犯、联手对付闯贼，鞑子也未必就敢同时跟我大明和闯贼开战！
多尔衮也不傻，能多拉一个盟友他为什么不拉？吴某虽后援断绝，但本部精兵两三万众、并可募民壮数万、友军万余，战力还是可以的，多尔衮不会非要把这支数万人的精锐逼到敌对一侧的！
他是可以期待我断粮自溃，但真到了那一天，他就不怕我投闯？为今之计，我们只要死守山海关，就还有谈条件的机会，可以让多尔衮价高者得！”
郑成功听了这话，不由有些哂笑，不过他是文官，不想跟武将斗嘴，于是张名振就恰到好处地接过话茬：
“吴将军，话不能这么说，那多尔衮要是一直不答应你的条件呢？难道你还真能价高者得、投闯不成？那你可就是大明罪人、背叛君父、置大仇于不顾了！”
吴三桂脸色有些羞赧，强辩道：“吴某当然不会投闯！这不只是以此要挟，让多尔衮觉得有这种可能、从而出高价么？”
张名振也不客气，应声反唇相讥：“既然你都知道自己不可能投闯，多尔衮会想不到这一点？他知道吴将军你是个要脸的人，他就能不要脸地逼着你降价！
你此前让鞑子绕道蓟门入关，他要是肯答应早就答应了！现在还没答应，肯定是吃定了您怕身败名裂！”
总督王永吉是倾向于南逃的，听张名振说得这么有道理，也就跟着对吴三桂施压：“吴将军，张军门言之有理，本官也知道你是守土有责，不想放弃我大明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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