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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牧离京日久，积压下不少事务需要处理。
他一大早起来练习傅青主教的纳气之术，司马安等人是反对秦牧学习这些道家气功的，主要是担心他沉迷于道术之中。
秦牧也不声张，私下里跟傅青主请教。
练气加练剑，完了沐浴更衣，便到正殿去召开早朝。
朝会一开始，第一件事要议的自然是对前方征战的将士赏功与对牺牲的烈士的抚恤。
这是确保军心士气的大事，马虎不得。
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牺牲的将士的抚恤更是要尽快落实，不能让士兵流了血，家属还流泪。
这事秦牧每次都会亲自过问，十分重视。
赏功与抚恤的事情整整议了一个时辰，才大致处理清楚。
当然，普通士兵的赏功和抚恤，主要是由兵部根据各军的佥事上报的功劳薄拟定的，无须交到朝会上讨论。
这事处理得差不多之后，已升为工部主事的黄振林当先出班奏道：“秦王，明初各省分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此三使司分管省内军政刑法；
明朝中页后又增设巡抚、分巡道、总督、总兵、镇守中官等职衔，虽是出于统一事权所需，但也导致了重要的机构重叠，象布政使等职权，实际上已基本被架空。
如今天下战乱未平，人口锐减，人心思定。臣以为，我朝应顺应时势，削减一些机构，以减轻地方机构重叠所带来的弊端，减少俸禄支出，减轻百姓的负担。”
黄振林一衣黑底绣祥云纹官服，腰缠革带，步履稳健，神态庄重，声音非常沉稳，这一番话可谓是说到秦牧心坎上去了。
如果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目前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八省之地，基本已经在大秦控制之下。
当然，按明朝的布政使司划分，是没有湖南、湖北、安徽、江苏这四个省的叫法的。
湖南、湖北的地域在明代统称湖广；江苏、安徽两省的地域则是南直隶。
秦牧暂时也没有拆分湖广和南直隶的意思，现在大秦初立，天下尚未统一，民生需要休养生息；
把省份划分得越多，就意味着机构多，官吏多，俸禄多，扰民之事也更多，这不利于民众休养生息。
其实一直以来，大秦都没有正式设立总督、总兵等官职，但也没有明令撤销。
事实是，明代的分巡道和巡抚、总督都是因为叛乱多了，才逐步增设，最后形成定制的。
详细说来，大致是这样，因为一些小叛乱，一州一县难应付，于是设立兵备道，统一几个州县的事权，这样才能有效镇压涉及几个州县的叛乱。
如果叛乱波及一省之地时，布政使、都指挥使、按察使因各管政、法、军，三权分立，令出各门，往往导致相互扯皮，难以及时扑灭叛乱，于是又设立巡抚一职，统一全省军政法大权。
如果叛乱涉及几个省，巡抚也没办法应对了，于是又在巡抚上面设立总督一职，统辖数省军政，比如之前吕大器的四省总督一职，就是为了对付张献忠的叛乱而设的。
问题来了，道员的设立，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州县官员的权力。
巡抚的设立，又架空了省级官员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的权力，总督的设立，进一步架空了巡抚的权力。
如此一来，大部分官员的权力被架空了，但俸禄可没有架空。
这不但造成了大量的机构重叠，还因此多开支了很多官员的俸禄。
黄振林提出裁撤这些重叠的机构后，秦牧向殿中的大臣问道：“诸位大臣以为如何？”
吏部尚书杨廷麟出班答道：“启奏秦王，明朝设立道员、巡抚、总督等职，是出于时事需要不得不为之。如今我朝治下，民心思定，百姓安居乐业，少有叛乱之事发生。因此臣以为，确实应该裁撤一些机构，以减少官吏扰民，使天下百姓得了休养生息。”
内阁大学士李源出班说道：“启奏秦王，如今四境未平，天下未定，臣以为此事尚须谨慎行之，便是要裁撤，也需要想个妥当的办法，以免引发地方官员的恐慌。”
不管什么时候，裁撤官员都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作为既得利益群体，也是你统治的基础，你一但剥夺了他们的饭碗，就很容易引发官场的动荡，甚至引发政权的危机。
李源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的大秦看似蒸蒸日上，但敌人四面环伺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现在就向内部官员动刀子，确实需要谨慎才行。
但另一方面，官员向来是设立容易，裁撤难，如果不趁现在体制没有僵化的时候裁撤，以后可就更难办了。
所以裁撤秦牧是一定要裁撤的，关键就看怎么才能让因此引发的官场振动小些。
大学士诸葛敏想了想说道：“秦王，臣以为，可酌情裁撤一些衙门，象兵备道这一级官员，臣以为还是保留的好；我朝统治下的地方虽然比较平静，但也不能保证就没有叛乱发生。
兵备道的设立，有利于把叛乱扑灭于萌芽之时，避免事态扩大而难以收拾。因此臣以为，只要把兵备道的职权限制在兵备的范围内，不得干涉州县政法，保留兵备道是利大于弊的。
到于总督一职，现在则没在必要设立。而巡抚一职，臣以为在情况相对稳定的湖广和江南，也可以裁撤掉，将军政司法大权还于三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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