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韦小宝也该走了。今天是大军出征的日子，同样对于韦小宝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韦小宝早早的起床收拾好了一切，带着众女走向了码头，现今的码头早已人山人海，人们都来送这位英雄。
韦小宝穿着自己的盔甲来到码头没有接受老百姓任何东西，直接的走向船上，回头喊道“全军开拔”。便指挥船只前往扬州。这一行就是860公里路。
韦小宝在船上看着越来越远的天津港，回头走回了船舱。浑浑噩噩好久，正在眯睡着的韦小宝听到了来自船上甲板的呼喊声“扬州到了，我们到扬州了······”。
韦小宝穿好衣服走出了船舱来到了甲板上，众女见韦小宝来到了甲板上，便都围了过来道：“小宝，我们到扬州了。”韦小宝点点头看着扬州的北面道：“恩！终于到了，不过大战也要开始了。”
“咚”一声响声，韦小宝等船一靠岸便跳了下来不顾扬州百姓的诧异和指指点点对着船队喊道：“众军听令，速速下船结队，接手扬州防务。”随后便看见了一队队的士兵跳下船来，迅速的结队跑向了扬州城的四门。
扬州，原为古代九州中的一州，首先是一个区域的总称，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改吴州为扬州，从此以后，扬州才开始享有它的专名。
扬州是与运河同龄的一座城市。春秋初期，“吴城邗，沟通江淮”（《左传》），吴王夫差开凿了邗沟，也成为大运河上最早的河段。
汉代的扬州称为广陵。西汉初年，刘濞被封吴王，“采铜铸钱”、“煮海为盐”，为了方便盐运，开挖“茱萸沟”，是为古运河上最大的一条支流。
在汉朝诸侯方国时期，扬州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繁荣时代。南朝宋文学家鲍照的名篇《芜城赋》，具体描绘了这种繁盛：“全盛之时，车挂轊，人驾肩，廛閈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士马精妍。”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这是对邗沟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扩修整容。由此以后，数十百万石的漕粮物资，每年经由邗沟，运往关中。邗沟也成为朝廷的一条重要的经济与军事生命线。
关于隋炀帝开挖运河的目的与功过，自有史学家去做探讨；但开挖运河的成果，在客观事实上，却为后世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正如唐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诗中所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随着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地处南北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扬州，自然成为东南地区的第一交通枢纽。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地位日渐凸显，也带来了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扬州在唐朝迎来了它前所未有的一个鼎盛时期。“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唐武元衡《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并序》）；“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唐卢求《成都记序》）；“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九）。这些文字，无一例外地给予了扬州极高的地位。《成都记序》里的评价稍有区别，也无非是第一第二的较真，毫厘之间，无关宏旨。而赞扬者则极尽夸扬之辞，甚至认为，普天之下，就连月亮，扬州都要占取2／3，月亮也以扬州的最圆、最亮。
唐时扬州的商业十分繁荣。所谓“俗好商贾，不事农桑”（《旧唐书·李袭誉传》），这是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事情；“扬州地当要冲，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旧唐书·苏瑰传》），这是武则天长安年间的事情；“富商巨贾，动逾百数”，这是晚唐罗隐《广陵妖乱志》里的描写。在扬州的商业领域，最活跃的要数盐商，次者是茶商，其三是珠宝商。大批的外国商人居住、活动在扬州，如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商人，在当时的扬州，开店经营着珍宝、贵重药材、象牙、犀角等。唐朝政府对外资的贸易经营，也给予了种种保护与照顾。其时，扬州已经具备了国际化都市的规模与气度。
扬州在清朝的前中期，再度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成为当时全国极其著名的商业城市。个中原因，无非还是它的水运枢纽地位，南北漕运的咽喉，以及中部省区食盐供应的重要基地。明清时期，两淮盐业在全国盐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明人宋应星估计，明朝万历时，扬州的盐业资本，约为3000万两。清朝，据汪喜孙的估计，则为七八千万两。而根据有关记载，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户部库存银为7800余万两，扬州盐商手中的资本，几与之相埒。漕运的发展，盐业的兴盛，对于扬州的商业、手工业，也起到了促进带动的作用。四处可见的绸缎铺、茶馆、酒楼，工艺漆器、玉器、镂金器、镶嵌器、刺绣、檀类器物、香粉，以及铜器、木器、竹器等日用品生产业的发达，足可以见出当时扬州城市的整体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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