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无论是在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司法厅司法局）或者相应被委托的地方高校成立的“法律援助中心”里做事，门槛条件都是远低于在律师事务所做事的。
比如以冯见雄、虞美琴这票人如今的能耐，法学本科才上了一年，司考资格都还没到手，律所还远远没资格去，但已经可以给人做法律援助了。
而国法之所以允许这些才能资质相对垃圾的法学人才降低门槛，为的就是解决“专业律师只认钱，没啥钱途的排骨官司、穷人诉求没人搭理”的隐痛需求。
因此，法援中心能够接的案子类型，虽然没什么明确的条文限制，在实际操作中却被很多年审的潜规则限制。
刑事案件，那是国家鼓励法援介入的，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很穷，请不起律师的时候。
民事案件中，那些人身伤害、弱势群体离婚、被侵权，乃至农民工讨薪，也是鼓励援助的。
但民事案件中的商事案件，走法律援助就往往会引来审查——国家给你财政补贴、养活法援人员，是让你去“援助”那些有钱的大老板、解决生意上的纠纷的么？
这条红线，法援中心的人都知道。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冯见雄提出希望田海茉继续给他开授权、到时候以法援中心的民意进行一些“左右互搏”的打假诉讼时，田海茉才会如此犹豫，倾向于拒绝。
她可不想到时候被学校年审的时候挨处分。
此前，冯见雄那一系列专利碰瓷案在起诉的时候，史妮可也借过好多次法援中心的名义。但那些案子的起诉方毕竟弱势，一开始就是用冯见雄个人名义当原告的，属于“个人被人侵权”，勉强还够格被“援助”。
但这次的原告，可是年销售额20多亿人民币的大企业，怎么看也不像是该被“援助”的穷逼——何况冯见雄事实上还中饱私囊，用自己的商业资讯公司收了对方巨额好处费呢。
可惜，田海茉的坚决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冯见雄的巧舌如簧瓦解了：
“海茉姐，我们毕竟不是司法局直接全职开工资的法援中心，不能比照国家事业单位的尺度吧？而且，我很有分寸的，商务合同纠纷的官司，我保证绝对不会用中心的名义去碰。我只碰侵权。”
这种程度的说辞，已经略微软化了田海茉的态度，但还不够分量。颇为懂法的南筱袅忧虑地质疑：“侵权也有问题的吧，人家这个被侵的原告势力太大了，他们不会自己维权么？走法援，怎么都有公器私用的嫌疑……”
“但这个不是一般侵权，还是涉及‘假冒伪劣产品’的。田姐，南姐，你们好好想想，那些仿冒名牌的产品，一般情况下质量肯定也不怎么样。
而在我们这边，或者邻省的吴越省，吃辣的消费者本来就不多，‘L干妈’这种辣酱公司在市场预期收益不高的情况下，说不定就懒得花费司法成本来打假。这样就有可能导致相应的假冒伪劣产品长期在市场上流通、危害消费者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呐！这可是涉及到食品安全的，我们为了社会公益主动打假，难道还有错吗？”
在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刑法》上，都是不会把经济类犯罪中的“制造贩售假冒伪劣商品”写到同一个罪名里去的。
因为假冒是假冒，伪劣是伪劣，两者有天壤之别。
假冒，有可能只是侵害了别人的商标品牌等权利和无形资产；但性能、质量完全有可能是毫无问题的。
伪劣，才是性能、质量、安全方面有问题。
在日本，在德国，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生产贩售假冒产品”和“生产贩售伪劣产品”，那都是写得很开、在法典上八竿子打不着的两种罪名。甚至前者被归类到“侵害知识产权”，后者被归类到“侵害质量安全公共安全”，连其上位概括罪名体系都不同。（比如，在有些国家，“假冒”是经济类犯罪，而“伪劣”有可能是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
但谁让国朝曾经那么些年都没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呢？以至于从老百姓到消费者，都很难对“只冒牌、但质量过硬”的东西恨不起来。
甚至很多消费者就像觉得“做盗版、用盗版有什么不对？还省钱呢”一样，觉得如果有假冒品牌但质量过硬的东西，就该立刻去买，不买就是少占了便宜。
不信这一点的，去淘宝上找一家公然宣称“质量跟正品100%一样，只是盗版”的假货店看看，绝对销量杠杠滴。
知识产权保护如此恶劣的国情，才让当初国朝立法，不得不把“假冒”和“伪劣”捆绑起来仇视，引导人民觉得“假冒”的肯定同时也是“伪劣”的。
这一细节，今天却被精明刁毒的冯见雄利用了。
他要打假的东西，可能100%没有质量问题，也和“食品安全”、“公共安全”八竿子打不着。
但谁让国朝立法，把假冒和伪劣写在一起了呢？
冯见雄要说自己的“公器私用”是在“替天行道”，田海茉也想不出毛病来。
“真是可怕的口才啊……”田海茉高山仰止地叹了口气，竟然不知如何反驳，她也知道听从冯见雄还是有风险的，但她还是选择了给冯见雄一个机会，“那……如果年底市里面、区里面的司法局来指导工作、审计的时候，你出面帮我答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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