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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的心中困扰，绝对不会比小人物更为严重，但一定是数量更多、也更为复杂。
对于小人物而言，他们的困扰总结起来不外乎就是生计之事，但大人物的困扰则是源自于方方面面的利弊考量。
作为一个大人物，赵俊臣就面临着很多困扰，譬如是德庆皇帝的猜忌、譬如是周尚景的压制、譬如是农务改革新政的推行……
但霍正源却是非常清楚，江正此时所讲的“困扰”究竟是特指哪一个。
于是，霍正源也直接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明朝商贾们的保守与短视！
就以“联合船行”为例。
自从赵俊臣创办了“联合船行”之后，这个庞然大物就变成了一个聚宝盆，逐渐垄断了明朝境内的大部分河运生意，以“日进斗金”一词来形容它的盈利能力，也只能算是坐井观天、孤陋寡闻。
但这世上所有事情，皆是有利有弊，“联合船行”的存在也是如此。
自从赵俊臣拥有了“联合船行”之后，影响力与财力就皆是迅速提升，但他也很快就感受到了“联合船行”的严重弊处！
“联合船行”的实力强大，乃是因为徽浙商贾的纷纷加盟，而徽浙商贾们加盟了“联合船行”之后，也很快就皆是赚的钵满盆满。
但这个时代，商人们的内心观念总体而言还是偏于保守与短视，本质上就是一群兼职经商的地主老财罢了，所以当他们利用“联合船行”皆是赚取了大量银子之后，不仅是没有进一步的增加投资、扩充“联合船行”的规模，反而是把大部分收益皆是用于兼并土地的事情上了。
简而言之，对于徽浙商人而言，地主才是他们的本职，经商只是兼顾，赚取暴利之后就只想着购买更多房产与田产，认为这些实际可见、旱涝保收的财产才能算是真正的财富，而“联合船行”就算再是如何的利益惊人，也只是镜花水月，并不是长久之计。
这样一来，“联合船行”的存在就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隐忧。
商贾们皆是投掷重金大肆兼并土地之后，就造成了更多百姓流离失所，各地田产与房产的价格也皆是迅速攀升，这种情况不仅是不利于赵俊臣将来把农务改革新政推广于南方各省，更是极大强化了明朝境内爆发流民之乱的隐忧。
与此同时，也因为徽浙商贾们迟迟不愿意增大投资，让“联合船行”的规模无法迅速扩大，破旧商船也不能及时替换，所以“联合船行”的运费已经渐渐提升，扩张势头也已经出现了减缓趋势。
赵俊臣并不是神仙，对于这种情况也一直是束手无策，只能是深陷这项困扰之中。
毕竟，赵俊臣总不能强迫徽浙商贾们放弃兼并土地之事、也不能强行控制徽浙商贾们的收益使用方式，只能是寄望于“联合船行”的高收益可以逐渐扭转徽浙商贾们的保守心态。
但若是想要彻底扭转徽浙商贾们的保守心态，至少也需要二三十年、两三代人的时间，赵俊臣却不清楚自己是否有耐心苦等这般长时间，也不知道明朝是否还可以坚持这般长时间不出大乱子。
事实上，不仅是赵俊臣存在这般困扰，霍正源担任东南巡阅使、奉命推行赵俊臣的远洋计划之后，也很快就产生了相同困扰，他所组建的远洋船队经过最初的迅速扩张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停滞之势，所有人皆是不愿意冒险增加投入了。
而江正也就是针对这般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计划。
经过这段时间的到处奔走与详细调查，江正对于南直隶境内缙绅豪族的具体情况已是极为了解，也非常清楚这些缙绅豪族们的种种罪行，譬如是大量瞒报田产数量、又譬如是祖宅规制有僭越之嫌等等。
作为赵俊臣的幕僚与代言人，江正虽然无法如臂使指的操纵“联合船行”，但“联合船行”的加盟商贾也没有把江正视为敌人，许多事情皆是没有刻意隐瞒，再加上徽浙商贾与南直隶缙绅原本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就连宋家也是“联合船行”的加盟成员之一，所以江正很容易就调查到了这些事情。
而江正的具体计划就是，趁着南直隶境内的缙绅豪族与皇庄太监两虎相争、矛盾激化之际，把自己所收集到的各种罪行证据皆是秘密交给皇庄太监，让皇庄太监以这些罪行证据为借口，大肆攻讦南直隶境内的缙绅豪族，甚至是公开向朝廷中枢提出建议，全面彻查南直隶境内缙绅豪族的房产与田产的具体情况！
这般情况下，缙绅豪族们就一定会乱了阵脚，至少短时间内是不敢兼并土地、大肆购买房产与田产了。
又因为江南境内的缙绅与商贾原本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所以这项计划就相当于遏制了“联合船行”加盟商贾的兼并土地之风，强迫他们只能把更多收益用以投资各种商业活动，或者是现有的“联合船行”、又或者是霍正源正在组建的远洋船队。
即便是投资商铺、酒楼、匠铺等等，乃至于是赌场、青楼等等产业，也要远远胜过任由他们肆无忌惮的兼并土地。
与此同时，这项计划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逼迫周尚景向赵俊臣退让妥协，让“赵党”可以趁机插手南京督察院与南京国子监等等重要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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