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桥修路、打井修坝、设立社学、破除迷信、传播医学、改良选种、分发农械，此般种种都使官府在这片土地上有更高的行政开支。
而另一方面，漫长的封建小国寡民又使得旧贵族对地方有强大的统治力，复辟思潮始终存在，单是蝗灾发生后七个县就有十四个被贬为平民的旧贵族被拥戴、两个归附的小土司起兵——最大的起兵规模达三百人之巨、最小的复辟团伙只有十三个人，公文中的表述普遍为‘劫道蠢贼’。
这其中自然有旧贵族对现状不满的利欲熏心，但刘承宗也不得不承认，贵族在这片土地上根深蒂固，存在一定的民意基础。
另一方面，封锁防备乌斯藏也是康宁府的军事责任之一。
因此康宁府有维持大量驻军的要求，这里有一个驻扎在囊谦县的康宁营，还有在囊谦以外六县的五处交界设立千户所，总兵力八千六百。
数字听起来不多。
但刘承宗一手建立军队，在军地关系与脱产人口比例的问题上是天下少有的行家，尽管元帅府早就有所研究并定下规矩、只是从未做到，他心里是清楚的，和平状态下官军数量不得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即使在战争状态也不能超过百分之五。
历朝历代，除了把自己拖垮的大秦之外，常备军的数量几乎都是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二十万百姓就有二分之一是女人，剩下十万男子当中，老人、小孩、残疾，符合常备军标准的人口也就只有三到五万，这些人同时也是支撑家庭的壮劳力、顶梁柱，多一个当兵就少一个顾家。
在这一基础上，康宁府维持八千六百人的常备军，即使卫所军只发半粮，也依然是极重的兵役负担。
更何况，此时康宁府的兵力不是八千六百，昌都还驻扎了李老豺部三千客军、冯双礼部三千新军。
单是兵粮开支，刘国能一年就要弄到七万石粮，他从哪儿弄七万石粮去？
他和杨鼎瑞两任知府疯狂开垦荒地，到如今康宁府也只有六十七万亩熟粮地，三成粮税，一亩地能收二十五斤，算下来是年年亏空，康宁的兵粮历来都是依靠官办贸易赚来的。
不是商税，就是地方官府收了实物税，直接转卖给别人，盐场的盐、牲畜的酥油及各种从俱尔湾拉过来的货物，转卖到长河西跟土司木雅换粮食和茶，再把茶拉到昌都贩进乌斯藏换牲口，再拉到长河西去贩卖。
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倒来倒去，一年到头才能把账平了。
理论上如果没有蝗灾，明年收了秋粮，将会是康宁府第一次自给自足，而且杨鼎瑞做知府时主持的水利、开垦的荒地都在厚积薄发的过程中，明年有十二万亩生地变成熟地，后年有十六万亩生地变熟地，他们已经能看见正常生计的曙光了。
即使有蝗灾，对刘国能来说日子也还能过。
但刘承宗说要免税。
这么大的兵粮缺口，他刘国能就是蹿到天上去，也变不出来。
他说：“大帅，可以明年先征粮，征上来粮再救济受灾百姓……”
康宁府太穷了，环境穷、百姓穷、官府也穷，就算有再大的才能，任谁站在知府这个位置上都不能脱离现实，现实就是他作为康宁官府的领导者，需要为了发展而妥协。
穷山沟里到处是钻山洞等着复辟的旧贵族，兵粮不能断，断了就会给敌人可乘之机；官府要有粮，官府没粮水利、修路造桥都是镜花水月，商路断绝境遇只能越来越坏。
刘承宗明白他的意思，先把粮收上来，再发粮救济，意思是尽义务。
但刘狮子不是康宁知府，他拥有别人没有的权力，自然就有别人没有的解决办法：“免粮，开战。”
刘国能和刘九思人都傻了，康宁府这个地方，周围的邻居一个塞着一个穷，你跟谁开战啊？何况本身就是因为没粮产生的问题，开战动兵，那不需要的粮食更多了？
刘承宗跟他们不一样，说出开战二字，压在心头的郁气都没了，只觉得浑身通畅。
“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明年康宁府不说颗粒无收，也要减产三成甚至更多，如果再执意收粮，百姓只剩一亩地三十斤甚至更少的收成，绝对吃不饱饭。”
“但不收粮，康宁八千余驻军的兵粮就无法解决，所以我的想法是开源节流，把军队派出去就食与敌，砍掉康宁府明年支出最大的部分，这样即使蝗灾升腾，也能尽量不伤百姓。”
刘狮子说出这话自己都不信，干脆摇摇头跳过去，不说这个。
以康宁府的环境，无法将蝗灾防患于未然，不伤百姓是不可能的，无非是损失程度大小的事。
但蝗灾的杀伤力充其量也就是一到两个刘承宗而已，百姓的血条只能承受三个刘承宗的攻击力，所以只要他肯免粮，百姓就还能留下半条命。
不过免粮只是权宜之策，如果蝗灾问题在明年依然无法解决，后年还有蝗灾，康宁府的日子依然难过。
时局已经难到这个地步，对刘狮子来说，也无非是走一步看一步。
尽管刘国能脱离战场一线已经很久了，他作为元帅府的大规模杀伤性兵器倒也不怕事，沉吟片刻就问道：“那大帅是打算向谁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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