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妙啊，在明朝实际收得的盐税只有宋朝等比十分之一的情况下，零售价反而是明朝比北宋高了三倍。
再说一个比较搞笑的事：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通常除了末代快完蛋时候刮地剥皮特别狠之外，其他和平年代的赋税，往往都会随着国家发展、人民富裕的同时大幅度减少，而这一条只有宋朝例外。
宋朝赋税是怎么个涨法这里篇幅所限就不介绍了，反正两宋三百年，几乎每隔几十年就能涨它一波，理由五花八门，总之就是涨涨涨，只能涨不能跌。
而其他朝代，比如以明代为例，洪武二十六年征粮2800万石，布匹120万匹，丝绢30万斤，钱钞钞766万贯，军屯两千万石，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实物税汇总加一块儿，怎么着也有七八千万贯的赋税了，和北宋中期差不多。
结果呢，到了弘治年间，天下征粮米1956万石，麦677万石，丝36700斤，布115万匹，钞8842万贯，杂课钞7300万贯，军屯粮食293万石……除了大明宝钞变多了之外，其他各项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
比如军屯只有洪武年的七分之一，丝是十分之一，总体赋税只及得上洪武朝的三分之二。你以为这就很惨了？不不不，这还算好的，因为又过了几十年，军屯干脆没有了，毛……不是，稻草都不剩一根。而等到嘉靖朝时候，已经只剩下弘治朝的三分之二，连洪武朝的一半都不到了。
你看，什么叫藏富于民，什么叫国贫民富？大明朝威武啊。
当然，后世还有个比较主流的说法，就是说在农税差不多，甚至明朝还强点的情况下，宋朝财政完全是靠商税来反杀明朝的。这话大致上是对的，但其中恐怕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一些东西。
熙宁十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这是有明确记载的。
要知道，宋朝可没有大规模军屯存在，结果宋朝的农税收入也仅比明朝略低一点，而商税上呢？宋朝的商税比农税多出两倍多，反观明朝的商税嘛……不能说勃勃生机万物竟发，只能说微乎其微聊胜于无。
据后世保存下来的民间笔记记载，有松江布商孙克功贩布去北京，一路上要经过几十个关卡，每个关卡都有伸手要钱的人。一路上交税的额度数倍于货值，于是最后他只能高价贩布。
然而问题在于，彼时北京本地的布匹生意大部分是宫中太监私偷宫廷布匹外卖，成本极低，正规商人根本竞争不了，最后这位孙老板只能托庇于贵戚，开始做起了走私——因为托庇贵戚之后，吃拿卡要的人就少多了，甚至于基本没有。
所以说到这儿其实也就能解释京华早期为何崛起得那么迅猛了。京华的东家高务实是当时首辅高拱的侄儿，后两任首辅则一个是他的老师，一个是他的大舅。同时，他的合作伙伴不是公爷就是侯爷，再不济都是个伯爷，而且这些人还全是靖难系的，不是南京那批闲散勋贵。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阎王还是小鬼，有哪个能如此不长眼，吃拿卡要敢找到京华头上去？没了这批巨大的隐形支出，京华在商业上的竞争力自然不必多说。
同样的，这也就解释了当初高务实为什么坚持认为那帮勋贵虽然看似屁用没有，但却仍然要列为他第一批需要拉拢的盟友。
或许人家能力的确不咋地，可是这个世道从来不是光凭能力就能混得明白的。还是那句话，没后台的妖怪都被一棒打死了，凡是有后台的妖怪，都被主人带回去继续逍遥自在了。
西游记？大明官场现形记罢了。
只不过高务实出身好，这种龌龊事根本碰不到他而已——当然，他碰到的是另一些。
总而言之，对比宋明两朝，基本就能发现问题出在哪：那些关抄收税的胥吏们具体收了多少？收到哪去了？进了什么账？只有天知道。
真该好好表扬一下大明的胥吏，他们没有拿朝廷一文钱的俸禄，却始终任劳任怨，不跳槽、不跑路，安安心心的为大明朝——包括后来又为鞑清——收了好几百年的税。不得不说，这种枵腹从公的精神着实是……难以形容。
既然说到胥吏，干脆再多说两句。后世搞明史研究的人经常抱怨说明朝三班衙役的数量没法统计，这当然是事实，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编制，能统计出来才怪。
而且，大明朝大部分的胥吏其实连所谓的“三班衙役”都不是，他们只是“帮闲”，乃是官员(和太监)“自掏腰包”雇佣的编外人员——刚才高务实提到过。
这些人的实际数量恐怕十倍于三班衙役都不止。正是由于这伙人的存在，所以大明朝的赋税虽然从朝廷层面而言定得很低，但到了各个地方，实际上一点都不轻，要真是轻的话，也不会被农民起义推翻了。
本书前文曾经提到过明朝实际人口可能超过两亿，但有人表示不对，因为从史载来看只有五千多万。嗯……所以明朝两百年内地无大战，这人口居然和建国时期几乎一点没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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