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从自己的大案之后走了出来，从李澎手中接过了一杯茶，亲手递给了一名两鬓略有些斑白的中年官员。
这名官员明显有些被惊到了，楞怔了一瞬，这才深深地弯下腰去，双手过顶，从李泽手中接过了这一杯茶。
“辛苦了，坐吧！”李泽拍了拍这名官员的肩膀，温言道。
这名官员叫吴进，一直在沧州为候震的副贰，这一次，奉调进京。
李泽之所以对吴进如此厚待，则完全是因为其人本身。
吴进，其家本来小有资财，亦可算得上中产之家，但在与本地豪绅的一场冲突之后，家破人亡，考上过秀才的吴进自此也完全沦为了赤贫。这人是第一批加入义兴社的人，而且与最初义兴社绝大部分都是目不识丁的最下层百姓不同，他是具备有一定的学识的。所以在进入义兴社之后，他是被重点培养的对象。
而其人，也不负上司对他的厚望，功绩着著，很快就崭露头角，成为义兴社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如果仅仅是这些，也还当不起李泽亲自敬他一杯茶，而李泽格外看重此人的，是此人的清廉与正直。
这或许与吴进早年的那些经历有关。
吴进身在的沧州，是如今大明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因为海兴港的存在，沧州人的富裕，便是比起武邑，也是不惶多让的。
但吴进在沧州，身居高位，却两袖清风。
此人是真正的清廉，除了自己的俸禄与应得的福利之外，其它一概不取。他不置办店铺，不投资生意，当官多年，唯一的一次置产，是买回了他曾经的祖产一共五十亩地以及一个小院子。
事实上这都算不上是置产，更像是对去世的父母亲人的一个交待。
不仅仅是在沧州，即便是在整个大唐官员体系之中，吴进是一个真正的异类，一个让所有人侧目，也让所有人害怕的异类，当官当得连他的上司都又敬又怕了的一个人。
李泽治下的官僚体系，应当说在清廉程度之上创下了前无古人的成绩的。对于贪腐，李泽的容忍度极低。抓住一个，便处罚一个，绝不留情，绝不手软，便连昔日最早跟随李泽，属于李泽心腹嫡系的沈从兴，事发之后，也难逃一死，更别说其它人了。
所以李泽麾下的官员，愈是接近李泽的人，便愈在这在一点上把持得极严。
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官员们通过合法的途径为自己谋取更多的财产。
比方说置办店铺，投资各类生意。
不管是当年李安国的麾下，还是后来投奔了李泽的许多前唐官员，他们都是身家丰厚的。在限田令之后，这些人退出了几乎所有超过政策允许的田产之后，他们将手里多余的钱财，投入到了各类生意之中。
李泽对于当时的这种状况是默许的。
商人过去虽然有钱，但却一直是一个被人歧视的阶层，这些人的加入，有力地提升了这个阶层的地位，商人阶层的兴起，对于李泽打击地主阶层的战略目的是有极大价值的。
而且当时李泽也需要用商业的繁荣来保证自己政权的财赋收入。在极大地降低农民的负担，赢取这一阶层人的拥护的同时，李泽需要另一个阶层来补足自己财赋上的损失，所以，商人便成为了不二人选。
稳农，兴商，兴工，是李泽政策之中的几个核心要素。
但是，这样的政策，也是有着致命的弱点的。
那就是官商之间的勾结几乎是不可能避免的。
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都不需要作弊，便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海量的资源。而现在对于大唐举足轻重的几大商社，背后无一不是有着大唐高官们的身影。
吴进对这种状况是深恶痛绝。他公开向李泽上过折子，直言这种状况长期下去，必将对大唐造成致命的伤害。
这一份折子，使得吴进立时便成为了大唐朝廷几乎所有官员的对立面，让人对其侧目而视。而李泽也将这份折子摁了下来，甚至没有让其进入到讨论的程序当中。
但吴进在沧州的官宦生涯也进入到了极大的困境当中。
几乎所有的中枢部门在对沧州的考核考查之中都是戴上了另外一副眼镜过去的，这让沧州上下叫苦不迭，明明沧州在各个方面的政绩都名列前茅，但最终却总是得不到他们该有的奖赏和荣誉。
明里暗里的打压之下，让沧州的官员们对吴进亦怨声载道起来，候震已经几次向李泽叫过苦了。
对于这些打压，李泽是没有办法去管的，你真要把这些官员叫来询问，保管他们能给你有理有据地怼得你哑口无言。
只要是在做事，哪里有挑不出来毛病的呢？
真要找你的茬子，你即便做得九成九的完美呢，那零点一的不完美仍然会被人用放大镜找出来然后大书特书，成为反面典范。
只有不做事的人，才不会被挑出毛病来。
李泽知道吴进在沧州呆不下去了，他甚至在任何地方都呆不下去了。没有一个地方会欢迎他这位异类的。
但李泽知道吴进是对的。
官商勾结的危害有多大，没有谁比他对这一点更加地心知肚明。
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吴进只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把一件对的事情给提了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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