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好说话，李为民所谓的摊牌，根本用不着亲自赶回堤岸，坐在中华理事会会馆或哪家酒楼同五帮正副帮长等老一辈侨领面对面谈判。
只需要给工投公司的股东们挨个儿打一通电话，让他们去做老头子们工作。
马安易不仅是工投公司股东，而且是代表十几个股东的董事会成员,过去两个月一有时间就往总部跑，经常跟陈世国、武安东打交道，甚至作为工商界代表去独立宫开过会。
某种意义上而言，吴廷琰只认他们这些年轻侨领，不准备跟马国宣等堤岸老狐狸打交道。
其它事好办，但现在不但要老头子交权，并且要老头子把帮产交出来，这个工作不是一点两点难做。
他沏好茶功夫茶，小心翼翼给老爷子敬上一杯，低声道：“爸，时代变了，许多事不是想不放就不放的。为民说得很清楚，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就不吃敬酒，看他们怎么罚！”
帮产是帮众一点点捐出来的，是几代同乡积累下来的，凭什么说交就交，这不是抢劫吗？马国宣一时半会转不过这个弯，如果李为民在这里，肯定会被他以舅舅身份骂个狗血喷头。
老头子生气了，马安易真有点怕。
可这件事关系到他这个工投公司董事的脸面，如果办不好，表哥那儿没法交待不算，连独立宫都会对他有看法。
如果让吴廷琰不高兴，将来怎么赚大钱，马家纺织厂怎么可能成为政府重点扶持的纺织业龙头企业。
“爸，别忘了我们是在什么地方，领事馆靠不住，从台湾刚过来的那个神父的话不能信。连华青会的学生都知道生活在越南，热爱越南，建设越南，您怎么就转不过这个弯呢？
法不责众那一套在其它地方好使，在这儿不好使。真要是把越南人惹急了，没收财产、驱逐出境不是没有可能，那些害群之马不是说抓就抓吗，听说已经枪毙好几个。”
帮产不只是那些房子和土地，还有关帝庙、祠堂、学校和医院。在马国宣看来，如果把这些全交出，就意味着不要祖宗也不要未来。
他脸色铁青，一声不吭。
马安易急了，直言不讳地说：“主动交出去是华青会接手，说到底还在我们自己手里。如果被取缔那就是政府接手，再说被取缔多难听。大势所趋，与其拖拖拉拉，不如干脆点。”
“别说了，要说也是让为民来跟我说。”
马国宣拂袖而去，马安易沮丧不已。
类似情景在五帮正副帮长家同时上演，同意交出来的只有客家帮，领事馆电话一个接着一个，蒋恩铠被搞得焦头烂额。
帮长们急，他的一位座上宾更急。
阮乐化神父和雷震远神父很早就认识吴廷琰，受蒋总统委托来西贡增强“两国关系”，吴廷琰非常热情的接待了，并对越南国与中华民国未来的关系持乐观态度。
但一提及华侨问题，吴廷琰就往“外国人管理委员会”推，让他去找委员会成员、越南红十字会主席、工投公司董事长李为民。
委员会只有一个名称，没专职办事人员，甚至没固定办公地点。
红十字会设在征氏姐妹大街的一个小巷子里，很老旧很简陋的两间办公室，总共十七个人其中还有四个志愿者，并且大多出去了，只有两个人留守。
问李主席在哪儿，谁也不知道。
直到陪他们去的领事馆人员问“民先生”在不在，她们才告知民先生去救助难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这两个地方找不到人，只能去老码头边的工投公司总部。
工投公司人多事情更多，搞清他们来意，得知跟工业村计划没任何关系，接待人员表示爱莫能助。因为头顿工业村迄今仍没通电话，而且董事长现在不一定在头顿工业村。
侨民问题是“两国之间”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沟通好外交关系很难提升到大使级，更何况新政府针对中国人不断制定新政策，天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
见不到人，大事谈不成就算了，从台湾带来一笔资金，打算在西堤办两所华校的申请都被拒了，现在更是逼着五帮会馆交权交钱。
五帮会馆一直心系民国，刚崛起的华青会纯属支持吴廷琰的外围组织。这个主动权不能交出去，一交出去国民政府对百万华侨的影响力就会随之而去。
阮乐化神父急切地问：“蒋领事，李为民这个人到底好不好说话？”
外国人管理委员会、外国人警察大队和华青会的所作所为已说明一切，蒋恩铠比他更了解越南，更了解吴廷琰，不认为他的努力能有什么结果，苦笑道：“神父，如果是提供援助或来投资，您会发现他非常好说话。但涉及到华侨问题，他比越南人更难说话。”
雷震远神父不是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不好发表意见，坐在一边保持沉默。
阮乐化是如假包换的中国人，在西堤有许多华侨朋友，同委托他前来的蒋总统一样希望保持现状。
他深吸了一口气，一脸不快地问：“他到底想做什么？”
“做吴廷琰想做要做的事，我甚至怀疑这一切就是吴廷琰授意的。”
“您跟他谈过没有？”
“谈过，他想法跟我们不一样。说句不中听的话，他对国民政府没任何归属感。否则这次海外募款，他不可能去日本、去香港、去菲律宾，唯独不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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