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给事中陈懋劾广东一干官员其纵寇殃民，又道，若是遇到地方寇乱，便一味招抚，并许与官爵，岂不是宋时宣和旧事重演？此风不可长，此例不可开，当重处一干地方官吏，为后者戒。
一篇弹劾折子洋洋洒洒三千来字，简直就是杀气腾腾。
这个陈给事中折子中大概意思是说，李文彪谋逆作乱，乃是诛三族的大罪，朝廷自该派大军征剿。岭南民不服王化，当给他们一点教训，如此，畏威才能怀德。
现在广东那边的官员倒好，竟提议招抚，还许于高官，这简直就是开了个极其恶劣的先例。
试想，如果造反都可以被原谅，甚至封官。天下郁郁不得志的人何其之多，如果他们一想当官了就起兵造反，反正朝廷最后都会招抚了事。这就是所谓的“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那么，我大明和宋朝又有什么区别？
依陈给事中看来，不但不能招安李文彪，朝廷还得追究广东地方官员丢城失地之罪。
内阁收到陈懋的弹劾折子之后抽了一口冷气，丢城失地这个罪名好大，按照《大明律》这个可是死罪。别说丢掉城池了，当初的蓟辽总督因为在外敌入寇的时候，为避敌人锋芒固守城池，都被关在天牢里一年多，差点丢了性命。南粤的事情如果严格按照律法来办，也不知道要杀多少官吏。
广东位于抗倭第一线，在浙南一片糜烂的形势下，粤东北乃是前线物资的运输通道。如果将当地官员一网打尽，谭纶那边还怎么打？
况且，若说是丢城失地，自倭寇入侵以来，丢掉城池的人多了。追究下去，岂不是要杀得人头滚滚，岂不是要将东南的官吏换个遍？
内阁的阁老们协理阴阳，着眼全局，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和一般人自然不同，也知道如果都依陈给事中的，东南局势立即就会不可收拾，自然不肯叫陈给事中乱来。
问题是，科道言官是独立于行政的一套系统，阁老们拿他也没有办法。
陈懋一心要把事情搞大捞取政绩和名声，你又如之奈何？
廷议了几次，大老们拿陈懋也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关键就是皇帝的态度了。
大明朝的皇帝就起地位来说，相当于后世的宪法，是一个仲裁者，并不插手实际的政务。
嘉靖也觉得陈给事中此举颇为偏激，若放任他在朝堂上乱闹也不是办法。毕竟，福建战局才是当今最重要的大事，便下旨说一切为大局为重。东南一地已然糜烂，当镇之以静。地方流匪作乱，固然要以王霸之道剿杀，但也要辅之以教化。不教而诛，谓之虐。
既然皇帝也有意招抚，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但不甘心的陈给事中这个时候将了天子一军：据臣所知，李文彪裹胁了上万百姓，若要招抚，都需妥善安置。臣大约估算了一下，至少需要一年时间。以每人每天五十文钱的消耗计算，每月就得用银两万，一年二十万。请问，这笔钱谁来掏？还请陛下发内帑宣抚之。
嘉靖一听，心中直想骂娘。绕了半天，怎么绕到朕头上来了。合着国家一有事，你们就打我内库银子的主意，朕又要你等何用？
他严重怀疑这事是科道和朝臣联合起来给自己设的一个圈套，想的就是骗他的钱。
气急败坏之下，嘉靖就说了一句，陈给事中言之有理，李文彪不能招抚，广州一应官吏丢城之地也要追究，朕准了，批红吧！
这下，内阁傻了眼，广东一干官员急了眼。
在前一段时间，广东那边的陈情表雪片一样飞来京城，求情的求情，走门路的走门路。
科道也知道陈懋惹了大祸，如果这事真办成铁案，六科和御史台可就是犯众怒了。
于是，各部公卿联手将皇帝所批的折子压下来。
这就是此事的背景，周楠当初在西苑随驾的时候也知道其中的详情。
在他看来，这事其实不大。表面上看来，陈懋站在道德和祖宗家法的高度上，挥着大棍打人。可规矩是人定的，要改也不难，关键是皇帝态度。
现在嘉靖可不敢站出来，一出头，那就是要花钱的。只要安置流寇的经费想到辙，这事也不难解决。
周楠这个法子说穿了就是以工代赈，招抚李文彪流寇之后，可将他们转为矿工去开银矿。工人们一应衣食皆从工食中开支，开采的白银可解送福建以为军资，解决谭纶军费匮乏问题。
这事若是在以前办，因为广东地方豪强势力极大，人人都想分上一杯羹，阻力巨大，自然无法实行。
可现在，地方官因为要被朝廷追究丢城失地之罪恶，脑袋都要掉了。如果朝廷以国家经营银矿为他们的保命条件，想来地方势力会妥协的。
此事若做成，广东官员地方势力保住身家、福建前线得了军费、李文彪部得到妥善安置、顾言顺利完成朝廷的派遣，一举四得，何了而不为？
想不到如此复杂的局势竟被周楠用这么一个简单的办法给解决了，顾言眼睛大亮，心中感慨：这周楠果然了得，中枢之人果然了不起。随侍驾前，果然锻炼人啊！王世贞收得一个好弟子，我和他斗了一辈子，想不到却在收徒一事上输于他。
心中不觉生起强烈的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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