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6日上午。
“哗啦～”
东京街头一家挂着松本家族家徽的药店橱窗被人打破，十几个年轻人跳进店内肆意抢夺。
药店经理和店员就这么面无表情的站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切，顺便摸了摸口袋里的营业款。
一个月不到30日元的薪水，不足以让他们冒着危险阻止暴民，何况大家的屁股都不干净。
何况又不是自己的产业，就算被人打死了，松本家族顶多是给点抚恤金，命可是自己的。
一方只要钱不要命，
一方只要命不要钱。
本该对立的双方非常默契，年轻人们无视一旁的工作人员，旁若无人的开始了一场0元购。
货架上的阿司匹林、马啡、各种退烧药能轻松的在黑市上换成现金，价值比日元更坚挺。
远处一个巡警有气无力的吹着警哨，脚下却没有动弹，警视厅都没了，没必要太过认真。
听到哨音，其中一个年轻人把几盒药品塞进怀里，接着来到门口朝观望的人群高举右手。
“国民们，接收财阀资产！”
抢劫者很清楚，有句话法不责众，当审判成本大于财产损失，警方不会盯着小群体下手。
反正责任有收音机里那些尊皇讨奸的义士负，他们不过是跟风发点小财而已，不算什么。
再说围观者听到口号，第一个反应是退后了两步，毕竟大部分百姓都是循规蹈矩的良民。
不过也有聪明人注意到光出声不动作的巡警，正所谓钱财动人心，人群渐渐有了些骚动。
学好不容易，
学坏一出溜。
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越来越多的围观者冲进药店，瞪着血红的双眼开始搜刮财物。
群体性暴力很容易传染，尤其是在社会秩序面临崩塌，原本价格不菲的药物唾手可得时。
十分钟后，药店内的商品和值钱物件被掠夺一空，离开前先前喊话之人随手点燃了家具。
熊熊烈火猛的升起，烟雾笼罩在繁华的东京街头，地面上到处是破碎的玻璃和药品包装。
“股长，怎么办。”
街角处，一个东京站被俘特工缩回脑袋小声询问道，他们刚刚处理完叛徒就看到了这幕。
想到跪地求饶、丑态百出，最后被捅了几十刀的苟叛徒谭伟，他心中的郁气消散了不少。
只是他们的老上司庄自力，死前竟然没有求饶，反而让他们替自己为死去的弟兄上柱香。
可有用吗，人生不能复生，另外那些失去儿子、丈夫、父亲的家属们以后要靠什么生活。
“怎么办？”
另一边，被他称呼股长的中年人冷笑：“娘希匹，被抓之后日本人可没有少招呼咱们弟兄。
被活活打死的就有三个人，尸体最后也被拉走扔到了海里，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这个仇当然要报，论破坏，这些人都是小打小闹，你们说说一个城市什么地方最为重要？”
“警方。”
“医疗。”
“供水。”
“交通。”
几个特工立刻回答，在特务处的培训中煽动和组织暴乱是门必修课，目标的选择很重要。
普通人需要的是财物，特工追求的是破坏敌对势力的统治，制造敌对政府与国民的对立。
他们说的这些地方全都关乎到国计民生，涉及到的人员数量众多，一旦出事就是大事件。
到时候稍做挑唆，几百万的东京居民闹起来，警察和军队上街都没用，除非是大开杀戒。
“对！”
股长的眼中闪过厉芒：“咱们不搞则已，要搞就把整个东京搞个天翻地覆，让日本人心痛。
警方有兵变的鬼子对付，咱们就不要管了，也没法管，大家身上有伤又没有多余的武器。
接下来所有人分三个小组，第一组去医院，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尽量杀伤医护人员。
第二组去水厂，破坏供水设施和管线，我要让东京的民房、工厂、消防栓全部无水可用。
最后一组随机搭乘电车、公共汽车放火，同时在汽车和火车站制造混乱，瘫痪城市交通。
行动结束，去备用死信箱领取新的安全屋地址，然后再想办法联络处里或者找途径回国。”
说到这，他扫视了一圈：“我得提醒你们，不要有其它想法，还要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准备。
咱们被俘是瞒不过去的，上面肯定会知道，加上脱身的经历太过离奇，内部审查逃不了。
不把身上的耻辱洗刷干净，你我都会在刑场见面，行了，大家各自准备一下，分头行动。”
讲完，他便带着人迅速离开了混乱的街道，浑水摸鱼的机会不多见，得抓紧多放两把火。
同一时间。
东京几个区内都发生了打砸抢烧的恶性犯罪活动，失去警视厅的指挥，警察们按兵不动。
倒不是说没人指挥，他们就抓不了人，而是缺少必要程序，出了问题很容易成为替罪羊。
当然，尽忠职守的人也有，一些警员自发组成了队伍，对抢夺财阀资产的暴民展开抓捕。
令人玩味的是，这些警员要么是有家人朋友在财阀企业谋生，要么家中产业与财阀关联。
所以说，钱是个好东西，能让人奋不顾身。
也是坏东西，不知不觉就会让人迷失心智。
听完广播，主动上街参与0选购的暴民有多少，具体的数量谁也不知道，但起码有上万人。
这还没算上被裹挟的人，两者加一起恐怕有几万人之多，一小撮警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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