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陈夏哼着小曲儿回到大丰时，在公社派出所工作的陈正跑来了。
“小夏，你早几天在村里收粮食的事情被人举报了，明天公社和粮站会派人下来调查。”
看到陈正一脸的焦急，陈夏也有点懵，不过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把事情搞清楚，“正哥，你是怎么知道的？谁举报的？”
“谁举报的我不知道，但明天我们派出所也要派人参与调查组，下午我在旁边听到了，这不就急急回来告诉你。你早点想好应对办法啊，我看背后肯定是粮站的人在使坏。”
事实上，的确是粮站的人在搞事情，陈夏在村里收粮食，还一收两次，这事无论如何都保不了密的。
就农村一些人的大嘴巴，自己家粮食多卖了2分钱，那还不得到处去跟人炫耀？
其实村的人一听，就对粮站的收购价更不满意了。会州人自古就是以师爷闻名，聪明人太多，
所以老百姓们准备再等等，看看后面收购价会不会提高，或者能不能卖给传说中的“粮商”。
这一等，可把粮站的人急坏了，站长杨奇看到每天收到的粮食越来越少，今年的收粮任务万一完不成那还不被撤职了？
于是就去打听了农民为啥不卖粮，然后就知道了大丰村有人收粮的事情。
他不知道大丰村陈夏收了多少粮食，他只知道比粮站的收购价贵2分钱，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是要坚决打击的。
这年头的粮站绝对是强势机构，杨奇去公社反映这一情况，公社革委会主任斯新良对此很冷淡，而副主任葛军则表示要坚持打击大丰村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等陈正走了以后，陈夏坐在家里想了半天，最后想到了一句话：“坦白从宽，牢底坐穿”。
这件事情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还好公社没有捉奸在床，陈夏就有可操作空间。
陈夏先去找了四爷爷，把事情这么一说，陈亦根就火了，“妈了个巴子，村子里哪个缺德玩意去告密？如果是陈家人非打死他不可。”
“四爷爷，你消消气，这事我觉得问题不大，公社要来调查也得有证据不是，没证据他们也不能胡乱冤枉人，现在最主要的是要跟几家卖粮的人对好口供，千万不能承认，承认了不但我要坐牢，他们卖粮的同样要去劳改，还要把钱都没收，再罚款。”
被陈夏这么一吓唬，陈亦根也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还好村子里卖粮的都是陈氏子弟，陈亦根带着陈夏在夜里一家家敲门，一家家吓唬过去，让他们千万要闭嘴。
农村嘛，有便宜就上，没危险就逃，现在一听卖粮的也要劳改，还要没收卖粮钱，一个个都捶胸顿足，指天骂地，骂那个告密的生个儿子没屁眼。
就这样，攻守同盟就建立了。
第二步就是掩盖收粮的真相，这个好办，陈亦根叫上几个同宗的子弟，借了许多稻谷搬到了陈家的柴房里，整整装了半屋子。这些都是应对调查组的道具。
到时候肯定会问收购来的稻谷去哪了？带他们来看看这一屋子的稻谷，只要没有卖出去就不算是不是？
至于这里只有两千斤左右的稻谷，不是几万斤收购的数量，这些重要吗？你调查组说几万斤就几万斤？你有账本吗？
帮帮忙，法制社会是要讲证据的好不好。
一切准备就绪，陈亦根和陈夏就等着调查组上门来了。
第二天上午，公社调查组到了。
为首的正是革委会副主任葛军，组员有粮站的杨奇，还有一些公社的文员和派出所的两个民警，几辆自行车到村里时，好多村民都跑出来看热闹。
葛军和杨奇是连襟，两个人用时髦的话说，都是“保守派”，思想不但守旧，而且顽固，这次大丰村出现重大事件，他俩是最兴奋的。
从特殊年代过来的两人心里明白，一坛死水怎么能显出他们的能力呢？事情越大，将来他们的功劳也越大。
陈亦根和一群村干部早早就等着了，“哟，葛主任，杨站长，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
葛军跟陈亦根握了握手说道：“我们是接到了群众举报，今天我们是专门下来调查的，如果真有此事，要从严从重处理。”
陈亦根一听，眉头一皱，“居然有这种事情，是谁？我作为村支书兼大队长居然不知道，一定要处理，而且要严肃处理。”
后面几个村干部也都假装点头附和，一个个的演技都在线。
“是谁，哼，是你们村一个叫陈夏的人。”
杨奇在旁边不阴不阳地说道。
“陈夏？”
陈亦根的嘴巴张得老大，“不能够呀，陈夏可是个读书人，怎么可能是他呢？”
葛军皱了皱眉头，觉得有点不对，一个高中生怎么可能去做粮商？莫非是杨奇搞错了？
杨奇听了也愣了一下，不过事到如今，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是不是陈夏，把他叫来一问就知道了。”
陈亦根转过身对陈国庆说道：“国庆，把陈夏叫来，就说公社领导有话要问。”
陈夏来得很快，穿着一件白衬衫，斯斯文文的样子，进门就一个个打过招呼，光看这样子就是一个纯良的有为知识青年。
调查组的几个人坐在村会议室里，让陈夏坐在对面一个小板凳上，这是调查组的惯用伎俩，给被调查人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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