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的是把‘权贵篡窃’这种改朝换代的方式堵死，哪怕要改朝换代，也只能是黔首揭竿，不能是权贵军阀中的野心家为一姓私欲篡窃？
如此，不管天下姓谁，只要天数有变神器更易的理由，不是权贵军阀篡窃，只要军阀篡窃这种事情历史上一次都没成功过，那么新朝的君主，就依然可以信任武臣，不用文武相害、自废汉人对蛮夷的战力。
总结一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要追求的是这个：第一，能少改朝换代就少改朝换代。但换个姓享受荣华富贵，别的什么都没变的那种改朝换代，不要也罢。
非改不可，那也是黔首活不下去而改，甚至改了之后要有新政普惠天下，还依然尽量不伤人君与武将的相互信任，不产生历史首次武将成功篡窃。”
刘备说出这种话，绝对是朗姆奶酒喝多了，思维奔放，胆子也放得开，才说得出口。
众所周知，喝酒对于创意帮助的三境界，只有“微醺”是触发创作灵感的，“酣畅”并不能导致发现灵感，只是让人之前已经产生的灵感敢于表达出来，而“酩酊”就只是误事，喝断片了。
刘备算是“微醺”下思考、倾听，刚好喝到“微醺”向“酣畅”转变的临界点时，全部说了出来。
但李素才微醺呢，刘备敢说他也不敢接口啊，他当然是四平八稳地说：“人智犹有尽头，臣穷极智数，只能想到弥补到这一步的法门，其余非臣不愿，实乃不能。”
刘备摆摆手：“行了，朕就是偶觉豁然贯通，没有责怪你，知道你不敢彻底把话说开的，哪怕再无六耳也不敢。
算了，这话题揭过，关起门来，朕有什么不敢讲的？治乱兴替那么多次了，谁敢说万年无期？子孙不肖，真连续都出鱼肉百姓，贫者无立锥之地，自然会有揭竿而起的。
先汉之末，连刘歆身为宗室，还掌太史，尚且觉得王莽该代汉，恐怕便是亲见贫者无立锥之地——这句话可是他亲笔写的。
说点建设性的吧，今日跟贤弟此议，朕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原先不怎么在乎的‘君与武将相得，互无疑忌’，是多么的难得，居然是华夏尚武之风的根髓所在。
这个根髓立之至难，伤之至易，却又极为重要，干系到华夏汉统，能不能长久保持对蛮夷戎狄的优势——
现在看来，安顺冲质桓灵，鲜卑之祸愈演愈烈，跟朝中自窦宪获罪后，其后八十余年，屡以外戚为大将军掌兵、而天子亡故后又靠宦官另立旁支、外戚宦官互相攻杀、大将军屡屡不得善终有关。
窦宪、邓骘、阎显，都是曾有对外武功的大将军，却不得善终，连续三朝先例在前，到后来幼君与外戚的关系便越来越势同水火。
不仅把幼君推向了宦官，导致乱政加剧。也导致此后为大将军乃至挟君把持朝政者人人自危，越来越想拥兵专权以自保，梁冀、何进、董卓、袁绍、曹操，愈演愈烈。
自梁冀以后，那些大将军只是空挂其名以揽朝政，并无对蛮夷御外侮之功，因为权力斗争被杀，倒还不至于在后世史书上被人借鉴自比以自危。
但窦宪有封燕然山之功，可比卫霍，细读其史，他本人不过是跋扈专权之罪，谋反则未必。从和帝对窦宪的处置来看，窦宪并非被朝廷定罪而明正典刑，只是落入办案的大鸿胪梁棠之手，逼他自行了断。
朕以为，先在弟妹修的《后汉书》里，重新把史官点评的部分修饰一下，强调窦宪罪不至死，只是梁棠与窦宪两家外戚宫斗私逼致死，以显示大汉公允。对于攘除外侮之武臣，非谋反不以死罪论的宽宥。
要是顺利的话，把《汉纪》里的韩信之死篇目，乃至《史记索隐》里重新补足的‘太史公言’对韩信案的点评，也都加上，强调‘韩信罪不至死，高祖从未下令处死，为吕后私加重刑’。
如此，可能多挽救一些后世君、将之间的相互信任？至于明诏给这些古人重新定性，还是等过几年，天下彻底统一再说。反正有朕一日，云长翼德子龙这些是不用担心的，朕担心的是后世子孙任用的那些武臣，肯不肯释怀为公。”
刘备也不能直接说自己祖宗不好，但好在他找的这两个例子，已经是能够尽量遮羞修修补补了。
韩信从法理上来说确实不是刘邦下令杀的，当时他在外打仗征讨叛军，虽然可以说吕雉的命令大概率是揣摩了刘邦的意思，但这里面还能有机会圆回来一点。（韩信是否有谋反这里不讨论，展开又很长。我认同王立群教授的分析，削为淮阴侯的时候确实没有反意。后来可以说有嫌疑，但毕竟是第一次被削了之后被逼了）
窦宪和办案逼死他的梁棠的恩怨，也可以解释。
因为窦太后和梁贵人的恩怨，就有点像灵帝时候何皇后和王美人的恩怨。窦太后是正牌太后，但她没儿子继承皇位，是被她压制的梁贵人生的儿子成了汉和帝（但窦太后没有像何皇后鸩杀王美人那样杀梁贵人，她寻罪杀了梁贵人和梁棠的父亲，梁贵人是自己惊吓郁闷而死的）。
所以说梁棠要找杀父仇人的弟弟报仇，私下逼死窦宪，也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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