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的是，作为汉室官方御用忽悠专家，许负的‘专业’能力，甚至不比作为后世人的刘弘低多少！
正武元年夏四月，刘弘秘密召见许负之后的第三天，长安城，便被一个极具轰动性的舆论所席卷。
——陛下偶有所梦，见高皇帝之灵因金毒而灼伤！
一时之间，大半个长安城，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都陷入了无以复加的恐惧之中！
华夏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上，较之于其他时代，汉室最为特殊，也最为神奇的一点现象，就是汉室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百姓自发且极致的推崇类似‘来世报’的人生观念。
对于汉人而言，人并不是只有一生，而是以死亡为临界点，有前后两世。
第一世，自然是在这天地间生而为人，耕作劳动。
而第二世，便是人死之后，亡魂在阴曹地府生活。
在绝大多数汉人的认知当中，这两世的重要性对比，都是后一世，即‘死后亡魂在地府的生活’更为重要。
正是在这种认知之下，汉人才会呈现出后世人眼中‘脾性刚烈’‘脊梁极其硬朗’的整体形象。
——汉官动辄自杀以保全名声，并不是为了一死百了，亦或是借此逃脱更严重的惩罚，而是因为汉人普遍认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简单来说，就是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死了之后在地府的生活，就应该是什么样。
比如皇帝驾崩，就可以升天成仙；公卿大臣去世后陪葬于帝陵，可以在地府也成为皇帝的臣子。
而对于百姓而言，‘活着的时候，是否为人杰’的最大参考，便是个人道德。
在汉人的普遍认知之中，人死后在地府得到的‘待遇’，是和此人生前的道德修养成正比的。
如果是个谦谦君子，那即便是死，也会成为一个温润谦和，受地府达官贵族尊敬的‘好鬼’。
可若是生性顽劣，不修私德，那很有可能会变成青面獠牙、为人所不齿的‘恶鬼’。
也正因此，汉人才尤其的恐惧‘春秋之诛’——如果因为做了什么坏事而死，那到了先祖的亡魂面前，还要以发覆面、接受训斥，蒙受后人？
这太恐怖了！
如此一来，汉官动辄自尽明志的内在动机，也就很简单了：为了以一个更为刚烈、更为道德的姿态进入地府，汉官乃至于所有汉人，都愿意放弃生命！
这也是汉人宁死不屈的性格，以及刚烈至极的脾性之由来——比起体面地死去，汉人更恐惧‘赖活着’。
这样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具备让汉室民风更为淳朴向善，因为害怕‘地府审判’而极其注重私德的积极作用。
但凡事无绝对，有积极的一面，自然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而汉人‘信鬼神、尊先祖’之观念，最大的消极部分，便是汉室长达数百年的‘厚葬之风’的由来。
道理很简单：汉人连死后蒙受批评，在先祖面前抬不起头都感到无法接受，就更别提死后成为‘孤魂野鬼’，继续忍受人世间的疾苦了。
——死后在地府的日子，起码不能比在人间的时候差吧？
自然而然，就出现了‘侍死如奉生’这种极其愚昧，却在华夏历史上传延前年的观念和传统。
在始皇帝起骊山皇陵，之后的历代皇帝‘以身作则’，向天下人亲身示范什么叫‘侍死如奉生’之后，整个神州大陆，便沉寂在了厚葬的思想怪圈之中。
按照皇帝陵墓‘以皇宫作为参考’，以及陪葬皇帝所喜爱的物品，乃至于远古时期‘陪葬皇帝喜爱的人’的显现，汉室百姓十分自然地得出了结论。
——要想在死后，在地府过上相对好点的日子，那就是要把陵墓的修建标准，指定为‘按生前的住所’。
连坟墓都要修建成家的模样，那各式随葬品自然也是少不了。
如文人墨客，会把珍藏的书籍带入坟墓；官员趋势，会将生前处理过的公文带下地府；将军武夫，则会有各式礼器规格的武器军械作为陪葬。
在历史上的景帝一朝，条侯周亚夫被景帝下狱的直接原因，便是周亚夫的弟弟担心周亚夫死后，陪葬的东西不够用，便提前准备了几十副甲胄，准备作为将来周亚夫死后的随葬品。
而汉律当中，非政府机构所能私自具有的武器，只包含刀剑弓矛。
至于弩机、长戟、甲胄这种‘有身份证’，且为官方极力掌控的‘管制兵器’，则是只要敢私藏，就是一个死。
——私藏甲胄、强弩，比同谋逆！
但周亚夫死后的一个小细节，就能解开‘厚葬之风’的内在逻辑，以及传延上千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景帝刘启一句‘周亚夫太狂，根本没法作为新君的臣子’，周亚夫便饿死在了狱中；但作为封建历史最讲法制，甚至衍生出‘法如是足以’这种先进法制思想的时代，汉朝，几乎不可能出现后世影视剧中的景象——皇帝听到某事龙颜大怒，吼一句：来人，拖下去砍了！
无论是文帝捉拿周勃，还是景帝捉拿周亚夫，都并非是因为皇帝的一句交代，而是在完整、健全的法律程序之后，才被批准施行的司法事件。
具体到周亚夫，虽然其死因是景帝刘启担心周亚夫会欺压自己的继任者，但对外，景帝刘启也给出了一个证据确凿，且绝无‘欲加之罪’嫌疑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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