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贾谊做尚书令，是刘弘考虑很久之后，才做出的决定。
秦六尚之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书，被汉室尽皆沿用；而现如今，这六个属衙还隶属少府之下。
此时的尚书一职，与其他五者也没什么不同——尚冠，就是负责皇帝的冠冕；尚衣也只是字面意思，负责皇帝的服装。
而尚书，也仅仅是‘替皇帝整理文书卷宗’的秘书而已。
但作为穿越者，刘弘却十分清楚‘尚书’一职，具有多大的潜能。
别的不说——后世三省六部制下，各部的首官，便以‘尚书’为名！
即便是在如今汉室的三公九卿制下，尚书所能发挥的效用，也远比如今的‘掌御用之笔墨’要大。
须得一提的是，汉室的政治运转流程，是将战国时的政治框架大半继承的。
当有某件事需要朝堂中枢处理，这件事首先会被送到九卿有司。
如法律案件，会被送到廷尉；民事纠纷，会被送到内史；宗室之间的茅盾，则交送宗正处置。
也就是说，理论上，非但皇帝没有直接插手政务的必要，就连三公，都置身于整个运转系统之外。
这也是汉初，黄老思想能蓬勃发展，一举成为执政学派的原因。
——九卿负责政权日常运转，那三公，以及地位更高的皇帝需要做什么呢？
如果说，汉九卿可以比喻为一台机器的各个组成部分，那三公，就是一直守候在这台机器边上的修理工。
在机器开始运转之前，皇帝和三公编写好运转程序，这就是朝堂共议，制定方略的存在意义。
机器运转中出了问题，作为修理工，三公就要站出来，让机器恢复正常运转。
如果是官员出了问题，那就由御史大夫调查官员；问题导致了武装冲突，就由太尉举兵镇压。
而这两种，算是比较极端的状况。
正常情况下，机器组件（九卿）出现问题，普遍是比较温和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种时候，就是首席修理工，丞相出面整合了。
如果是组件出了问题，那就更换组件（换九卿），如果是程序出了问题，那就修改程序（朝议）。
而这，便是丞相滔天权势的来由：理论上，丞相有权指出这台机器的任何一个部分，包括组件（九卿）和程序（策略）失当。
至于皇帝，则是这台机器（政权）的拥有者。
作为拥有者，皇帝理论上确实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要想这台机器正常运转，又不得不尊重丞相、御史大夫等修理工的建议。
丞相说没问题，那不一定没问题；但丞相都说有问题，那就必然是出了岔子！
这种时候，皇帝作为机器拥有者，就要着急各个修理师傅们（三公），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让机器更好的运转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皇帝和每一个财富拥有者一样，都会被修理师傅们当做‘啥也不懂的门外汉’。
自然而然的，就有了‘垂拱而治圣天子’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
——你安心做你的老板得了！
反正机器咋修、咋运转你都不懂，放给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来负责就可以了！
如果是个机器，作为天子的刘弘自然可以大手一挥，安心的做甩手掌柜，坐等机器产出受益即可。
但如果是一个政权，刘弘就不可能放有‘专业人士’去捣鼓了。
——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不管我懂不懂，这都是我的机器！
你再怎么专业，你也只是我雇佣来的打工人！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在华夏隐晦的文化底蕴背景，尤其是汉官刚烈之风愈烈的现在，话不能说这么直白。
这种时候，就需要一个人做缓冲，来缓解刘弘这个大老板，跟三公九卿这些修理工们的矛盾了。
在后世，这样的群体被称为秘书，或者助理。
而在刘弘看来，这样的人，大小长短正合适，刚好就是尚书令！
例如，老板想要改变机器运转的程序，如果直接去找修理工，很可能得到一个‘你不懂就别bb’的下场。
但要是派秘书去，效果就不一样了。
同样的道理：当刘弘对朝堂运转的某一部分不满意，如果直接去找三公九卿商议，那即便刘弘具备穿越者的宽阔视野，也免不了要被认为‘外行指导内行’。
但尚书令，或者说尚书台的存在，就可以将这种矛盾无线淡化。
比如说，刘弘想要在内史属衙进行改革，要是直接大咧咧开口，那必然会被喷的满脸唾沫。
找秦牧、汲忡这样的托，一次两次没什么，次数多了，也早晚会被朝臣看透。
这种时候，如果是尚书台出来建议，刘弘再顺势扔给朝堂，事情就简单多了。
——啊~这个，尚书令觉得吧，你们这搞得有点问题，朕也不知道是啥问题，要不，你们自己个儿说说？
这样一来，朝臣根本顾不上怨刘弘，而是要好好琢磨这个问题：我有问题？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即便真的有怨恨，也必然都被尚书令吸引大半。
说白了：让贾谊去做尚书令，顺便提高尚书台的政治地位，其实就是刘弘找了个可反复使用的背锅侠。
至于为什么刚‘认识’，就要把贾谊往死里坑，就是刘弘另外一层考量了。
作为百年、甚至千年难出的旷世之才，此时的贾谊，还是有些太过于年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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