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汉以来最为强大的威胁乃是雄踞西北、北地的匈奴，华夏人以传统称呼匈奴部众为戎人，又称呼更北的鲜卑、乌桓等名不经传的小部族为狄人，名称的不同所表示的意思也就天南地北。
西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使其众多部落狼逐鼠窜，其中东胡的一支部落逃窜至乌桓山（又称乌丸山）遂以山名为族号，活动于汉国上谷郡、右北平郡、辽西郡境外（大约是现在的西拉木伦河两岸及归喇里河西南地区），该族人口不足百万，有着自己独特的习俗，其一便是十分喜爱养犬，以犬为伴，人亡犬亦杀之陪葬。
古有记载：乌桓俗喜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畜牧业颇发达，马、牛、羊甚多，因此，不仅是其衣食的来源，同时，婚嫁也皆以马、牛、羊为“聘币”，人亡则取死者生前所乘之马烧以殉葬，若仇杀，也可出马、牛、羊以赎死。并用牛、羊祭祀鬼神、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毕皆烧之。
自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击破东胡后，乌桓势孤力单，故役属于匈奴。匈奴单于每岁向乌桓征收牲畜、皮革，若逾时不交，便没收其妻子为奴婢。若认真算起来，乌桓除了比较有战力外，匈奴也是把乌桓当成了‘牧养人’，唯一与无姓小族有出入的是乌桓需要派军队为匈奴服务。
相传，乌桓与鲜卑本为同族，同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末被匈奴击败逃窜至东方，后分地域而居，鲜卑居北、乌桓居南，东邻挹娄、夫余等无可考究的小族。两族随着时间日长，各自有了自己的名称，亦乌桓和鲜卑。
现在的鲜卑比之乌桓除了人口较多之外，没有自己的族姓。鲜卑的语言、习俗大多与乌桓无异，但又从中融合了匈奴的一些习俗，显得十分混杂难以判断。
鲜卑族名“鲜卑”一词，在秦汉文献中，以不同的译音形式出现过：“师比”、“犀比”。而其实鲜卑离中原较远，南隔乌桓，其文化影响大都间接而来，所以仅指一种胡服的带或带钩。大多只是知道鲜卑族名源于其所居地“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山”是汉语，显然“鲜卑山”是胡汉语的混合词，若按照蒙古语的发音，可以念为‘斯波勒克’。
在这个朝代，华夏人和鲜卑人接触其实很频繁，但是华夏人总是分不清楚戎人和狄人有什么区别，自动把所有游牧民族划分到一块，把鲜卑人当成了匈奴人，又或是把鲜卑人当成了乌桓人。按照华夏人除了战争根本没有和塞外接触的情况而言，华夏人之所以会把鲜卑人混缪其实也十分正常，原因在于鲜卑人没有自己的文化，他们的文化都是间接学自匈奴或乌桓，没有太明显的族群装束和生活习惯，分辨错了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
公元前140年的立春，既农历十二月十七日（误差不超过一天），正时农耕民族准备忙碌于春季播种的时节，北方传来了游牧民族即将入侵的消息，边塞各郡惊疑之下紧张地做出了反应，上谷郡、右北平郡、渔阳郡相续号令动员，做着防御蛮族侵略的准备，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蛮族真正的目标不是准备充足的各郡县，蛮族的目标是被认为最不可能遭受侵略的西北方向各郡，亦是最接近匈奴领土的几个郡县！
众所周知，匈奴已经对西域用兵长达半年，但是汉国朝廷由于消息闭塞，根本不知道西北地的匈奴族群亦是西移动，导致的是西北地的多处草原成了实力真空地带，就是匈奴最为重视的河朔，这个每年至少驻扎十万控弦之士的军事重地，匈奴的驻扎兵力降到了历史性最低点，只有五万余可战之士！
汉国正忙于进行政治角逐，朝野上下都被当今天子刘彻的出招吸引了注意力，认为匈奴正在攻击西域没有时间来理会汉国，那些个小蛮族无需多去注意。他们所不知道的是，有时候越没有去在意的东西，发动了突如其来的攻击更加要人命，例常命令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进入防御状态后，好像谁都没有时间来关注其它事情，大多数人都在忙碌于政治角逐之中，争取自保或增加政治影响力。
汉国官员数万之众因为天子的出招被搞懵了，无数显示敌军动向的军情只到丞相府的卫绾手里便没了下文，只因卫绾被人劝告，‘今乃多事之秋，公虽贵为丞相，实乃鱼肉尔，当少言谨慎，莫被窦老太太迁怒’。一席话说的卫绾心下震惊，整天惶恐不安，听到军情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思考若敌军入侵会造成什么后果，是思考如果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通报敌情会造成什么影响，天子会怎么看待他，窦老太太又会怎么看他。
有汉以来，丞相具有选用官吏之权，有弹劾百官和执行诛罚的权力，有主管郡国上计和考课之权，有总领百官朝议和奏事之权，有封驳皇帝诏令和谏诤之权，凡有重要的政事，如立新君，立储，封赠，赏功，罚罪等事，以及财政，选举，民政，法律，礼制，边事等方面的重大的事，往往是由皇帝委托丞相主持，召集百官集议，集议的结果由丞相领衔上奏于天子，再由皇帝和丞相共同决策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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