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楚国本土的军事行动还未正式展开，但在边境之地，两军之间互相试探摩擦从未少过。
尤其是在两国势力犬牙交错的巴蜀之间，除了两国直属军队之间的互相攻击，从属于两国的土著部族之间也多有龌龊。
在两国正式宣战以来，奉命从蜀地开始对楚国掌控地域进行试探性先行攻势的赵佗就开始了对巴蜀土著势力的利用。
当然，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在公子扶苏授意下，怀瑾的鼎力协助。
虽然楚国同样也得到了怀氏的帮助——怀氏本身就是楚国的大族，怀瑾的两位兄长为了对抗有大昭在身后支持的她，自然更加投向了楚国的怀抱——但土著们也不傻，除了被套牢的少数部族之外，更为强横且更加大方的大昭自然比楚国更有吸引力。
随着攻势的逐渐展开，赵佗已经不知道自己手中究竟握有了多少兵力了，甚至就连麾下具体有多少个部族听令也掌控不够精确。
这对于大昭正规军的将领来说，是极大的失职，然而却并不能以此就来责怪赵佗不称职。
实际上恐怕就连韩信来了，也点不清自己有多少兵。
巴蜀土著势力驳杂，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究竟有多少部族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着，尤其是很可能今天还存在的部族，明天就分裂成数个，或者数个部族由于通婚等原因又合而为一。
这也是为何南方的蛮族从未能够像北方匈奴那样给中原造成过极大压力的原因：南方的蛮族并没有统一的倾向，当人口达到一定数量时，他们更倾向于分裂而非扩展融合。
而且他们的粗浅的文化与政体也承载不了一个统一的政权。
这一点，其实对于北方的匈奴也是一样的。匈奴人的王公贵族中虽然偶尔会有具备了统一野心的人物出现，但依赖匈奴人的文明架构，想要实现统一实在是太难了。
游牧民族想要形成统一政权，还要等到千年以后的辽国。这是在漫长的学习过程，尤其是五胡乱华的激烈碰撞冲突与借鉴融合之后，才给了游牧民族构建统一政体的可能。
辽国的建立，是游牧民族真正能够以独立统一的姿态面对农耕民族的开始。
而农耕与游牧民族的统一，则是由蒙古所建立的元起，在明朝的分裂对立之后，又重新融合为清。
值得庆幸的是，西方列强到来之前80年，乾隆完成了对新疆的统一。
而在此时的文化基调之下，后来由冒顿所创立的，东西并立的政权体制实质上与东周的封建制度并无本质不同，因此其实也是一种不得已之下的分裂，甚至是匈奴能够基本维持一个统一格局的唯一方式。
因为他们的文化浅薄程度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提供给大一统政权的存在基础。
因此在冒顿之后，不只是匈奴王，其他稍有野心的少数民族首领人物，也都会试图从中原引进先进文化。
就是由于他们或许主动，或许被动地承认了，只有中原的先进文明，才是孕育一个统一政权的唯一可能土壤。
当然，除了自身与生俱来的不足，蛮族之所以难以统一，其中也不乏有中原各国刻意为之的插手。
以夷制夷向来是省力省心且成效显著的，也是文明对抗野蛮的最好方法之一。
只是可惜，无论是东方的各个大一统王朝，还是西方的古罗马，在对抗蛮族时有时候会过于依赖蛮族的力量而忽略了对自身实力的建设，最终总是会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
不过至少在汉代之前，中原王朝的强横战斗力还是让蛮族望尘莫及的，“一汉顶五胡”并非是虚妄之言。
无论身体素质还是器械，中原民族在此时都有着压制性的优势。
在大规模的和亲导致的工匠流通（作为和亲中的陪嫁，各类工匠是胡人首领们最喜爱的）以及他们自身所有的先进技术借此被蛮族学习之前，中原的绝对优势还能保留数十年。
此后，至少在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之间的巨大鸿沟，就逐渐被填平了。
有趣又无奈的是，被中原正统儒家文化斥为“奇技淫巧”的先进工匠与技术，反而却深受蛮族的重视。
大昭虽然同样将农放在工之前，但显然至少在军事层面，对于技艺高超工匠的待遇还是非常好的。
此时与赵佗同乘一船，在他身后不断探讨改良船用投石器的几位墨家士子，便是墨家在昭国重视工艺的理念下得以在此次攻楚大战中一展长才的缩影。
而除了昭国一贯以来的重视，墨家之所以能够真正参与进战事来，还是凭借了他们走上层路线的成功。
随着苏梦泽在扶苏公子新法推行中的作用被广泛认可，甚至得到了昭王的称赞，墨家在昭国立刻由与儒家一般尴尬的地位跃升为仅次于法家的强势学派。
与更为理想化，崇尚“非攻”的传统墨家不同，昭墨这一支更加希望通过实现中原大地的统一，来达成最终的和平，也就是所谓的以战止战。
当然，在我们看来昭墨的理念相比于他们脱身的传统墨家虽然现实了一点，但同样也显得十分理想化。
我们知道，只要国家这个理念还存在，战争就永远不可能真的结束。而文明的进步甚至会让战争的形式远为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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