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宦，鼠患】
“许州嫡系”是王建心中的顽疾，这些元老勋旧手握实权，掌握国家命脉，恃功自傲，绝不为王宗衍所节制。
对此，王建早有布局，酝酿了一盘大棋，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与李存勖不谋而合——宦官路线。让宦官参政，在顶层的默许和暗中支持下，与元老勋旧争权夺利，从而削弱瓦解“许州嫡系”的政治影响力，间接巩固皇权。
自古以来，凡是走这条路线的，无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起初，宦官势力被皇帝操控，是皇帝的看门恶犬，让它咬谁它就咬谁。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集团自我增殖膨胀，早晚必将脱离皇帝的管控，转而威胁皇权。
实际上，王建的处境与唐昭宗和李存勖颇为相似，脱困的途径也大同小异，无非是文官路线、宦官路线，通过政治手腕回收散落的实权。
然而军事上的威严只能通过军事手段争取，所以李存勖才屡屡御驾亲征，躬冒矢石，建功立业，也只有李存勖走出了“幼主困境”。
王建先恢复了唐朝的枢密院制度，以宦官为枢密使，掌握中央大权。此时，前蜀的宦官一哥就是唐文扆，他走到了前蜀的政治舞台中央，被王建委以重任。
文官集团的带头大哥是宰相张格。在“太子谋反案”之后，大徐妃勾结唐文扆、张格，阴谋立王宗衍为太子，张格借此机会抱上了宦官唐文扆的大腿，身为唐宰相张浚之子，张格深知与宦官集团保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
从此之后，张格便与唐文扆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二人为了促成南衙北司的战略同盟，势必党同伐异，排挤打压异己分子，比如礼部尚书判枢密院毛文锡和宰相庾传素。
唐文扆与张格处心积虑地搜罗毛文锡、庾传素的小瑕疵，以罗织罪名，不断在王建面前打小报告。很快，二人就捕捉到了一个机会。
贞明三年（917），毛文锡的女儿嫁给庾传素的儿子，两家结亲，于是在枢密院大宴亲友，演奏音乐助兴。
王建听到鼓吹之声，十分震惊，忙问左右，才得知是毛、庾两家“用乐不先奏”。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一切行为规范都受到礼制的严格束缚，深入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
比如穿衣方面，衣服的款式、颜色、装饰，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就像现在军装上的军衔一样，不能乱穿，所以才有“人靠衣装”一说，通过着装就可知道一个人的官职大小、社会地位。
再比如出行，轿子的材质、颜色，轿夫的数量，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任何违反礼制，使用了超越等级限制的规格，都是“僭越”，罪同谋反。
至于歌舞奏乐，也是受到严格的管控，不仅歌舞演员的人数受限制，就连演奏的曲目也有明文规定，有兴趣的可以参阅各正史中的《乐志》，那里详细记录着该朝对文艺演出的相关规定，枯燥繁琐。
正因如此，如果官员们想举办私人宴会、演唱会，必须事先向有关部门提交相关申请，参加宴会的人员、演出的曲目和规模等等都要提前报备，经相关部门审批，确认没有“僭越”之后，才能如期举办。
而毛、庾两家的订婚宴却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也许是被喜事冲昏了头，两位高级官员居然都犯了这个低级错误，忘了向上级申报而私开宴会。
唐文扆和张格就抓住这次“私开宴会”而大做文章，王建果然大怒不已。
贬毛文锡为茂州司马，弟弟毛文晏贬为荥经县尉，儿子毛询流放维州，没收全部家产，家中其余男人罚为奴、女人收作婢；
贬庾传素为工部尚书，再从弟庾凝绩亦受牵连。
随后就是前蜀的一团政治迷案：王建病危，宦官唐文扆阴谋政变，王建急召养子王宗弼进宫护驾，王宗弼带兵闯宫，揭发唐文扆阴谋。
于是，王建急召太子王宗衍入宫侍疾，等待接班。然后贬唐文扆为眉州刺史，继而流放雅州；其党羽翰林学士承旨王保晦流放泸州。
接下来，王建提拔了“前罪人”庾凝绩和宦官宋光嗣。国家财政、人事任免、最高司法等权力，全部交给庾传素；军事大权则交给宦官宋光嗣。
随后又让宦官宋光嗣与养子王宗弼等一同作为托孤辅政大臣，辅佐王宗衍。三天后，王建去世，王宗衍即位。
“唐文扆谋变”是前蜀最大的政治谜团。正是在唐文扆和张格的秘密运作下，王建才废长立幼，立王宗衍为皇太子的，唐文扆有着拥立之功，眼看王建就要咽气、王宗衍转正在即，唐文扆却密谋政变，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唐文扆究竟想要立谁当新皇帝？
王建最忌讳的就是诸养子，怕他们会对王宗衍的统治产生威胁，故而一直以来采取各种手段予以打压，却为何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急召养子王宗弼入宫护驾？而且在托孤大臣中，除宦官宋光嗣之外，全是功高震主的养子——王宗弼、王宗瑶、王宗绾、王宗夔。
在王建临终的这段日子里，成都皇宫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换个说法：要政变的究竟是唐文扆，还是王宗弼？
史料并未给出我们答案，甚至没有给出足够多的线索，对于这场来自帝国顶层的政治危机、最高权力的移交疑云，只有寥寥几笔。字数越多，信息量越大。如同众多宫廷政变一样，“唐文扆谋变”已经成了历史迷案，我们几乎不可能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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