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市和西市都是大唐都城长安的商业市场，有点类似于商业街加批发市场的感觉。但是由于其市场位置的不同，所经营的商品种类也略有区别。
东市由于靠近三大内，也就是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周围坊里又多是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第宅，故东市中可谓是“四方珍奇，皆所积集”。经营的商品多为上等奢侈品，以满足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的需要。
而西市则距三内较远，周围多平民百姓住宅，市场经营的商品，多是衣、烛、饼、药等日常生活品。这要是说现代话来描述的话，东市就是高档次的商业中心，而西市则属于大型超市，针对的顾客群体不同，故而销售的商品也是不同。
按说东市即然属于那种商档次的商业中心，而且又靠着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周围坊里又多是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第宅，这生意怎么说也应该很红火吧。
只可惜，事实却恰恰相反。与面对普通百姓的西市来说，东市的生意跟红火实在是扯不上什么关系。
其实也不难理解，不只是在大唐时期，可以说在整个历史时期中，高层统治者向来都把商贾视为“贱类”，以工商为未利，故而严禁百官入市。
在历史上，贞观元年也就是公元627年十月，以及次年的十二月，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多次颁布禁令曰“五品以上，不得入市”，“禁五品以上过市”等等。
在查询相关历史资料的时候，李安然就曾经找到过一个挺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这个故事是说，在武周时期有官叫做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将入三品。一次退朝，就因为在路旁买一新熟蒸饼，于马上而食，结果遭御史弹劾，而未能升迁。
最夸张得是，武则天为此还特为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遂落甲”。
在如此严苛的政令与风气之下，专门出售高档货物的东市，能象西市那样热闹红火那才奇怪。
好在，由于李安然的出现，并且也在跟长孙无忌、房玄龄甚至是李世民闲谈时，都曾说到过“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话题。
同时也深入地探讨过关于商业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所以，虽说关于商贾为贱业的说法暂时还没有改变，但对于商业活动方面，李世民明显不象以前那么的抵触。
而且，政令虽严，但并不代表那些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们就不能消费。
反正这些大户人家谁还没几个得力的管家和下人，真要有什么需要又何需这些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们亲自去采买，只要动动嘴，自然有下面的人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
至于昆仑奴，在大唐就属于奢侈品，别看同样属于仆隶，但这种体型高大强壮、肤色黝黑的外国奴隶，别说普通老百姓了，就是身家稍差一点的地主、富商都没办法消费得起。
只不过，李安然和湘云一同出现在长安城内之后，却并没有前往东市，而是在车马行里租了辆豪华版的四轮马车，朝着西市赶了过去。
有朋友可能会问了，不是说东市才是高档次的商业中心吗，昆仑奴又属于奢侈品，为什么不去东市反而去“大型超市”的西市。
其实这么做并没有错，因为西市不仅是针对大众平民的“大型超市”，而且还包含大量西域、日本、韩国等国际客商在内的国际性超级大市场。
由于西市距离大唐长安的丝绸之路起点开远门比较近，周围坊里居住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商，什么中亚、南亚、东南亚，还有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人可谓是应有尽有。
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也就是后世的伊朗，还有大食，也就是后世的阿拉伯为首的胡商最多，这帮外国商人基本上都是侨居在西市或西市附近一些坊里。
这些来自于各国的客商主要从事珠宝、香料、药材、丝绸、兼营借贷的生意，同时也会有人从事经营酒肆和旅店的生意。因此，西市中有许多外国商人都开设有店铺，如波斯邸、珠宝店、货栈、酒肆等等。
而这些来自于各国的客商，在大唐赚取了足够的利润之后，一般都会在大唐采购茶叶、香辛料、丝织品和瓷器等等商品，贩卖加国内以谋取暴利。
也确实是暴利，即便是在现代时空，国际贸易中很多生意也依旧是暴利，更何况交通极为不方便的大唐。很多外国的客商，哪怕一年只能跑一个来回，就已经赚得是盆满钵满的了。
在查找历史资料的时候，李安然也曾经发现过不少有关胡商的记载，比如西市曾有一名胡商以十万贯钱，从西明寺僧人手中购得武则天钦赐的清泥珠珠宝。
还有胡商欲从平康坊菩提寺僧人手中花一千万购买宝骨等等，可见当时客居长安的胡商们在西市的商贸经营中获利不少，也足见当时西市商贸区域的成熟。
根据史料记载，唐朝时期京都长安的西市占地约有一千六百多亩，建筑面积高达一百万平方米左右，差不多涵盖了两百多个行业。光是固定商铺就有四万多家，可是算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
虽说眼下才是贞观二年，还未到大唐盛世的阶段，但随着马车驶进西市，那扑面而来的喧闹声依旧彰显着这里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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