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人空前拥护这个全新的政权，但凡这个政权有什么需要的，他们都愿意尽力配合。
农民军整编招募新兵的时候，本地人踊跃参军，农民军招人修缮城墙和军事防务的时候，本地人也愿意派出多余劳动力帮助他们修建。
如此，在土地改革之后，农民们的生产热情也大大提升，在刚刚过去的洪武四年夏粮和秋粮的收成之后，农民军通过农税和临时战争税收到了足以支撑八万农民军战斗两年的粮食。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的物资禁运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农民军政权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就能够养活自己。
粮食方面没有问题，农民军吃的比宋军要饱的多。
这第二个原因，就不是农民军的问题了，而是南宋自己的问题。
众所周知，越是物资禁运，越是容易推高货物的价格，越是推高货物的价格，利润就越高，利润越高，就越是有人愿意冒着风险去偷运。
尤其是当人们知道负责监管他们的官员自己都对此流口水的事实，他们就更加不会顾及这种禁令，而是一心想着运送物资去赚钱。
以南宋政府那吹弹可破的禁运命令和南宋官僚们极其灵活的执行手法，想要实现彻底的禁运，估计也就在赵昚的梦里可以实现。
所以自打物资禁运的命令传到江南西路解放区周边各地之后，各地心思活络的商人、官僚们就从没有停过自己的行动。
他们召集人手，高价雇佣他们，给他们提供不错的待遇，然后就带着他们推着车子赶着驴子行走在挣钱的路上，一路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只要能抵达农民军的货物交易中心，就没什么是不能去办的。
民间如此，官方又如何能坐视民间赚钱而无动于衷呢？
官方赚得更狠。
第三次围剿战争之后，南宋主要的军队全部退出了江南西路农民军控制区，驻扎在汉阳、鄂州、蕲州、襄阳一带。
其中因为明军河南兵团长期在边境地区的演武行动，所以宋廷被逼着把最精锐的姚仲所统领的军队安顿在了襄阳一带。
其他后来调过来的中央禁军主要负责对江南西路农民军的警戒，并没有发起军事行动。
这就为这一地区的商业大环境提供了军事安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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