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船载重运粮远大于漕船，耗时远少于运河漕运，如果能改漕运为海运，那么运输成本和沿途耗费肯定会大大减少，松江府百姓的负担也就会大大减少，造福民生，善莫大焉。
只是一条运河从南到北，从地方到中枢，从漕丁运兵到户部尚书、内阁大佬，不知道多少人在这上面分肥，运粮八百万石，耗费却近三千万石，还有那修缮运河的花销，这里面当真是泼天一般的金银，区区一府的民生又怎么能阻碍得了。
松江府本地大佬也在这漕运里面有自己的好处，利益牵扯，更不会去做什么漕运改海的麻烦事，话说回来，徐阶侵占良田过万顷，死后不敢葬在本乡本土，唯恐被人挖坟，董其昌府邸被百姓涌入抄家焚毁，这等人又怎么会做这等利国利民的麻烦事..
世上有人万种，除了那等利欲熏心之辈，也有为国为民考虑的仗义豪杰，松江府上海县余家就是这等人物。
余家早年经营棉田织场，自黄道婆从海南带回黎民的纺织技术之后，松江棉布便甲于天下，余家就是靠着这个经营致富，或许为了产布运销，余家在隆庆年开始蓄养沙船，专跑松江到天津的所谓北洋航线，松江棉布和江南特产运到天津，换回北方各色货物，一来一去就是巨利。
万历二十年前后的时候，余家就已经成了当地巨富，和江南很多人家一样，经营归经营，子弟们还是读书进学，光宗耀祖。
能有这样的生意头脑和敏锐眼光，读书进学也不会太差，隆庆年余家就已经有了秀才和举人，要知道松江府一地读书人多如牛毛，考秀才都会因为几千学子拥挤踩踏死人，能有个秀才功名甚至得中举人，十分的不容易。
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余家有了进士，而且留在京师做官，从主事做到了户部某司的郎中。
按说这等精明人物读书种子，在官场上也该玲珑剔透，长袖善舞，却没想到这位余郎中最热衷的便是漕运改海。
这提法不知道触犯了多少人，刚提出来的时候，大家还以为是笑谈，或者是清流故作大言博名声，等大伙发现这位余朗官是认真的，立刻就容不得他了。
没什么大张旗鼓的罗织罪名，侍郎在“不经意间”看到了余郎中所辖账目上的一个小错处，然后就“勃然大怒”，同气连枝的同僚没有一个人出头，余郎中就这么被罢官回乡了。
回乡的余郎官并不气馁，在松江府自己尝试，海运和漕运比，有巨大无比的优势，只要用心经营，自然是金山银海的收益，余郎中在家不断的花钱疏通关系，委托相熟的官员上疏，试图将漕运改为海运，减轻松江和整个江南的负担。
但他的一切建议都是石沉大海，千里运河，近百万人牵扯其中，分润几千万石也就是几千万两的银子，如此巨大的利益，谁愿意去改变，又有谁敢触碰，余郎中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失败，终于急火攻心，病死家中。
余郎中两个儿子，大儿子憨厚好学，秀才、举人、进士一步步都走的很顺，却因为父亲的缘故，没有留京，直接放到江西去做了个知县，在外官的路上一步步苦熬，二儿子余致远则是聪慧风流，在松江府被誉为神童，十九岁便在南直隶中举，前途无量。
除了这科举进学上的能耐之外，这位余二公子也是风流场上的骁将，十几岁年纪，便是青楼佳客，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传说曾写过一本百花榜，品评江南美人，青楼楚馆，画舫行院，美人娇娘，一上榜便身价百倍。
他父亲是精明能干，科举官场上都是了不得人物，却栽在了漕运改海上，这位余二公子风流倜傥，人生仕途怎么看也是一帆风顺，更是家财万贯，情场得意，却也是执念在这漕运改海上。
他兄长去江西做官，余致远则在本地主持家业，当年他父亲已经算得上点石成金，可在他手上两年，船只数量居然翻了六成，连山东供应辽东的军资生意，和辽镇特产的运销都抓到不少，自然是财源滚滚。
万历四十五年，二十一岁的余致远做了这么几件事，先是花重金走通了京师的门路，请几位清流和内廷某位大珰答应谏言上疏，内外疏通，然后在京师和南京找寻了几位名声不错的勋贵名士，致仕官员，请他们在明年过来做个见证，然后自行买卖粮草，决定在万历四十六年的时候用家中船队运送和松江府粮赋同等额度的粮食去往天津。
这个道理也很明白懂，如果海运更快，损耗更小，那么漕运改海说起来就更是理直气壮，最起码可以争上一争。
江南重赋，虽说豪门世家不受这个负担，可也有不少人深受其害，即便拖延拖欠也少不得挨上一刀的，这等人家对余二公子的倡议最为赞同，很多人愿意出钱出力，这些人家背后往往也有些官员士子在，眼看着这声浪就越来越大，渐渐就要成了气候。
万历四十五年腊月初九，天地森寒，可江南的森寒和江北不同，处处仍见绿意，只是比平时多了几分萧索。
临近天黑，黄昏时分，松江府上海县每个人都顾不得天寒，大家走出屋门，或驻足院中，或向着东北边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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