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开始，武汉会战各战场全线接敌！
这场举世瞩目的大会战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到8月底，战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时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的薛岳将军率领第四、第八、第六十四以及第七十军迎战日寇第一零六师团。
日寇遭到重创！
同一时期，在孟绍原的指挥下，军统上海特别办公室重新夺回了优势。
“军统在抗战中面临过几个最危险的时刻，1938年土肥原机关的成立为其中之一。而正是靠着孟的表现，才成功的化险为夷……而在经过此次事件后，孟的声望再次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提升，在被日本人称为‘地表最强特工’之后，也被称为‘中国三十年来最优秀杰出之特工’，个人声望达到了第一次的巅峰……”
在一本未经出版的回忆录中，日后是这么形容1938年7月到8月底的这一系列事件的。
在重新夺回优势的过程中，不可否认的是有运气的成分在内。
比如日本组织的国际访问代表团的到来，等于凭空送给了孟绍原一个绝好的机会。而丹尼尔之前这个没想到，但却至关重要的棋子，也发挥出了让人难以想象的作用。
否则，孟绍原绝对无法做出妥善安排。
然而，机会一旦出现，孟绍原便牢牢的把控在了手中，并且根据事态的发展，及时的做出了调整部署。
这样是他被称为“优秀”的原因之一。
在日本人一方，随着罗利加尼夫妇的被获救，他们也在土肥原贤二的指挥下，重新开始在上海布局。
之前，大量的联络点遭到破坏，让日本驻沪特务机关的实力遭到了很大破坏。此消彼长，土肥原贤二已经没有才来上海的时候那么踌躇满志了。
上海全面开战之后，中日双方的均势一旦被打破，最紧要考虑的就是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下去。
土肥原贤二显然也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他并没有因为失利而变得暴跳如雷，丧失理智，不顾一切的想要报复。
他选择了低调和隐忍。
在这种低调隐忍背后，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重新发起波涛汹涌的反扑。
“公共租界，我们已经掌握的日本联络点，全部变得异常老实，出行的时候也更加的谨慎。”在吴静怡的汇报中是如此说的：“而在日控区，日本人的行动也开始变得迟缓起来，过去经常会出现的搜查，现在频率也降低了许多，我们在日控区的生存环境大为好转。”
“土肥原贤二是个很有点本事的人。”孟绍原沉吟着：“如果他现在展开疯狂反扑，我反而不怕，可他表现的如此冷静，这才是最让我担心的……不在乎一时的得失，像个乌龟一样把脑袋缩进厚厚的乌龟壳中，等需要的时机到了，再狠狠的咬自己的对手一口……”
他的脸上看不到丝毫乐观的表情：“同时日控区的人，越是安静，越要保持警惕。土肥原贤二不会那么轻易认输的，他在等啊，等我们的人放松警惕，认为天下太平了，那时候土肥原贤二再出手，将会是致命一击，会让我们的人送命的！”
“我会通知他们的。”
吴静怡随后拿出一份电报：“这是戴处长……啊，戴局长亲自给你的电报！”
现在，已经不能称呼戴笠为戴处长，而要称其为戴局长了。
1938年8月，委员长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正式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
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兼任局长，原任该局第二处处长戴笠升为副局长。实际上由戴笠负责，总部设在SC省CQ市中二路的罗家湾。
“军统”，同样的称呼，但戴笠的权利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
军统局在武汉刚成立时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为：
局长贺耀祖；副局长戴笠；主任秘书郑介民；秘书毛人凤、陈世贤、刘启瑞、曾坚、谷兆芬。
第一科科长何芝园，主管情报。
第二科科长孟绍原，主管行动。
第三科科长余铎，主管司法。
第四科科长魏大铭，主管电讯。
总务科长杨继荣。人事股长李肖白。
警卫组长张业。
会计徐人骥、林尧民。出纳张兖甫、毛忠亮。
一个在抗战中发挥出卓越功勋的庞大组织，正式定型。
彼时的军统，有个奇怪的现象，即局长只是挂名，真正管事的是副局长。权利最大的第二科科长不在总部也不在武汉，而在上海。
孟绍原的称呼也是五花八门，有人叫他孟主任，有人叫他孟科长，还有人叫他孟老板。私底下他的亲信又叫他孟少爷。
他是少校，可又挂着职务军衔上校衔。
理论上他的特别办公室归军统上海潜伏区区长周伟龙和书记程义明管理，但偏偏他的总部第二科科长的身份又让他显得非常特殊，按理说周伟龙和程义明很多事情上还得听他的。
孟绍原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人。
接过了吴静怡递来的电报，孟绍原看了一下，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日本有一个所谓的“南唐北吴”的计划，南指的是曾经的国务总理，老革命党人唐绍仪，而吴则是名声更大的吴佩孚。
在对华特别委员会成立后，土肥原贤二亲自指挥做唐绍仪和吴佩孚的工作，企图让他们成为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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