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与吐蕃，俱是体量庞大的强大政权，彼此之间交流所产生的问题自然也是极多，两国的政治中心又相隔颇远，趁着这一次出使的机会，自然要事无巨细的都扯出来谈上一谈。
虽然说战场上不能得到的东西，很难通过谈判桌去获取。可眼下两国关系也并没有发展到必须要兵戎相见的程度，特别中间隔着一个噶尔家族，就算哪一方战争的欲望极为强烈，也很难直接宣布开战。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以各自克制、尔虞我诈为主，除非战略形势已经极为明确、一方已经有了笃定的能够取得某一战略目标、不得不战的情况下，否则大多数时候也都是在互相扯皮。
吐蕃与大唐，也曾经有交战猛烈的时候，几次围绕青海的战争，以及安西四镇的几番易手。可是那时候，吐蕃方面负责军事的主要还是噶尔家族，随着噶尔家族逐渐的被排斥出吐蕃的权力中心，其实无论是大唐，还是吐蕃，对于对方的实力究竟如何，也都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与明确的把握。
眼下的噶尔家族，在唐蕃对抗的形势中，就像是一个战略上的黑匣子，里面掩藏着丰富的唐蕃两国的军政秘密。无论哪一方能将这一部分秘密掌握到自己手中来，都能获得不菲的利益。
所以虽然王孝杰与吐蕃使者们彼此扯皮许久，但只要话题不涉及噶尔家族，那所谈论的都是一些枝节问题。而在针对噶尔家的问题上，吐蕃使者们的表现明显又要比王孝杰急切得多。
因为噶尔家族本身就是吐蕃的分裂势力，吐蕃对其恨之尤切。而大唐对此则就从容得多，起码并不像吐蕃那么急切。
王孝杰早得圣人叮嘱，但凡听到吐蕃使者言及噶尔家族相关的问题，便是顾左右而言他，实在被追问得急了，则就说上几句对吐蕃故人思念的话，不免搞得吐蕃使者们又是一番吹胡子瞪眼的生闷气。
如此一番交涉下来，虽然各自所费唇舌不少，但真正有效的交流却几乎没有。
到了最后，诸吐蕃使者们已经颇感精疲力尽，而王孝杰却仍兴致盎然，临别之际，还笑着对吐蕃使者们说道：“今日一番畅谈，实在让人意犹未尽。明日你等不要随意离馆，待我退朝后忙过署中事务，再着员召你等继续相论。”
人的快乐从来都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在见到诸吐蕃使者们一副愁苦郁闷的神情，王孝杰便感觉到他并非人间最失意的那一个。特别这份痛苦更是由他所施加给人，那所感受到的快乐便是双倍的。
新官上任，且职务跨度这么大，王孝杰本来还担心自己有些不能胜任，可是这一天忙碌下来，反而觉得鸿胪卿这个位子甚至比他此前所担任的京营指挥使还要更有发挥。
毕竟京营禁军们驻守长安，应时点卯与操练之外，很少负责具体的战事任务，甚至就连日常的起居行止都大受限制。而且作为京营将领，与人接触交谈时都要小心翼翼，有着各种各样的忌讳。
这样枯燥且紧张的工作，王孝杰也大感吃不消，更不要说上面还有一个张仁愿日常瞪眼寻觅他的错误，任何一点小小的疏忽都会被其人大加斥问。
这么一想，对于今次的职务调整，王孝杰也是大感满意。而这也并不是王孝杰单纯的自我感觉良好，圣人对于王孝杰今日的表现同样颇为满意。
李潼倒不知王孝杰会见吐蕃使者的细节，但有关审清在京诸蕃胡宾使的奏报却在午前就摆上了他的案头。看完之后，李潼也是深表赞同，并即刻加以批复、让鸿胪寺尽快执行。
他所赞赏的自然不是王孝杰生财有道，就算王孝杰请客、能够搜刮到的油水也是非常有限。
大唐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帝国，居住在京中的胡人数量自是不少，虽然说后世言及这一光景，常常会将这些胡人们与商贸、珍宝联系起来，认为这些胡人哪怕社会政治地位不高，但却一个个都富得流油，否则又怎么会不远万里的入唐并定居长安？
但这也实在是一种误解，活跃在长安的各地胡商数量虽然不少，但在定居长安的胡人群体当中实在是少得可怜。绝大多数客居长安的胡人，不独社会地位低下，经济状况也是堪忧，许多都沦为赤贫。
毕竟大唐国民即便无一所长，但还有宅地、耕田等保证，还不失宗族亲友们的帮衬扶持。可是那些胡人们却没有此类的保障，哪怕是出卖劳力为佃为役，也只能充当最低级的杂佣。
就算王孝杰所针对的目标并不是普通的胡人，而是胡人当中相对而言还算比较有势力、地位的一个群体，但这些人常年客居长安，部族疏离，不务生产又不在朝任官，这么多年难免坐吃山空，却仍眷恋大唐的繁华而不肯离去。
这一点，就比较类似于后世某一时期许多人向往外面的生活、为此甘愿放弃已经在国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地位。
李潼倒是并不反感这些胡人定居长安，但前提是要做出相应的贡献。要么你有一技之长、才能不俗，要么行囊丰厚、消费水平够高，既无才能、也无财富，你还可以卖国呀。
比如吐蕃人、以及从漠北逃亡而来的突厥人，可以大肆在胡人群体当中宣扬吐蕃与突厥是多么的衰落不道，以此来激发民众们的愤慨，同样也算是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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