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信觉得，国家在这个时候搞的这个国有企业改革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会让地方政府缓解财政压力，国家环境财政方面的压力。
要知道，在这个时候，很多企业已经是举步维艰，而且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他们企业哪怕是一直在生产，也是让国家赔钱的。
企业不赚钱，赔钱，赔的钱还是国家的钱，国家没有足够的税收，没有财政开支，对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在这个时候，积极采取更为灵活和大胆的改革举措是一件的好事情，对经营状况较好，产品有市场，但缺乏资金的企业，通过产权界定，采取资产责任股形式，吸纳职工、自然人、法人等参股，改制为股份制企业。
对生产经营陷于困境的企业，切出部分净资产以置换职工身份，组成股份合作企业，以兼并、划并、参股、控股、划转等方式，重组为企业集团。
经营者以有价证券或不动产作风险抵押金，以安置消化职工为前提，每年向财政上缴一定数量的国有资产占用费，进行多种形式的租赁。
利用企业地理、技术、产品等优势，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管理，对企业进行嫁接，以盘活国有资产，解决债务、人员包袱为目的，将整个企业或企业部分资产进行产权转让（即拍卖、出售和破产）。
这样以来，企业的资产盘活了，国家减轻了负担，轻装上阵，这样才会有着快速发展的情形。
李忠信心中清楚，通过以上大刀阔斧的改革，会让一大批中小型改制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
虽然这样做，也会让相当多的企业消失在茫茫岁月的长河之中，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个其实就是取舍之道了，没有舍，就没有得，想要发展，就需要阵疼的割肉。
就好像是江城的豆制品厂，在这个时候不破产，继续经营下去，那么，就是在损害国家的利益。
如果能够通过拍卖以及兼并等一系列的措施，绝对可以把这个厂子的负担从国家的负担中摘出来。
这个豆制品厂，可以卖给其他的企业，也可以用卖出土地的情况获得大量的资金，让这些工人有一定的去处，让这个厂子的退休人员有生活方面的保障。
李忠信觉得，豆制品厂卖出去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哪怕不在原地建设企业，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个事情呢！主要是因为豆制品厂等等占地面积和地理位置在那里放着呢！
这个豆制品厂所在的位置是江城西林路的西侧，虽然不属于那种纯粹的市中心，但是，在忠信公司开发了江城新区以后，只要是离江城西部近的地方，今后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都会成为很好的位置。
只要是有眼光的人或者是大企业，把豆制品厂购买下来，都是稳赚不赔的，只不过这个时候有这样一种眼光的人很少。
李忠信隐约记得，后世的时候，豆制品厂是直接破产的，企业的职工都下岗了，过了很多年以后，那个地方才被全部盖上楼房。
只不过呢！他重生到了江城以后，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发生了，至少在现在的这个时候，江城这边破产的企业还没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的情况。
这个和忠信公司在江城这边的体量大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只要是有手有脚能够干活的人，一般都能够在江城找到工作，而不是后世时候那种下岗以后就没有什么工作。
忠信公司在江城做得很好，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模式收下了几块土地，至于豆制品厂那个地方，李忠信真就没有什么太多购买下来的想法，江城新区可以一直向西边发展，没有什么必要和江城的老城区连接起来，要是那么做的话，对于江城新区的发展也是有着一定的不利影响的。
还有一点就是，江城新区向西发展，基本上占用的都是工业用地，是省里面和国家早就批给忠信公司这边的，可以说用很少的钱就能够拿下来足够的用地，没有必要去花高价购买豆制品厂的那块土地。
具体的操作呢！主要还得是看市里面的领导怎么安排，他们是怎么想的，能不能损公肥私。
其中怎么操作，操作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种什么样子的情况，就不是李忠信能够知晓的了。
当年的那个下岗潮李忠信可是深有感触，当年的下岗潮让中国无数普通家庭都遭受到了巨大的痛苦。
很多家庭都一样，他们在企业工作了很多年，企业说让他们下岗了，就让他们下岗了，他们是依靠着岗位上的技术工作来赚钱的，下岗以后，没有这样的一种单位需要他们，那么，他们的生活势必艰难。
这些人都是有家庭有子女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让很多下岗职工都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
这个时候李忠信的想法是，在市场化进程当中，并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应该市场化。有的国有企业应该市场化，而有的国有企业并不一定需要市场化。
把所有国有企业都改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因为有一部分公益类的国有企业并不需要成为市场主体，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思路与路径。
国企所处的行业不同、产品不同，要选择不同的改革思路。
李忠信觉得，在这个时候，应该将非竞争性行业中的产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共品，另一类是自然垄断行业。
从事公共品生产的国企应该国有国营，凡是提供公共产品的国企应该是国家所有、国家经营。这个领域中的国有企业一般不需要进行股权层面的混改。
因为该领域本身就是一个市场失灵的领域，市场机制难以起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假如非要进行混改，那就相当于增加了企业股权结构的复杂性，使得公司的治理结构过于复杂，既增加了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又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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