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在缅甸、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等殖民地都曾经有过政治骚乱，在马来亚的华人中也有过规模较小的骚乱，但至少在有一些国家，宗主国的控制曾有所放松，这些国家的人民曾指望有一种虽然缓慢但不断发展的自治。大多数有识之士都认为：为了使政治和经济结构有秩序地发展，宗主国的援助是必要的；另外，既然在当今的世界上弱小的独立国家的生存前景十分渺茫，与宗主国保持紧密的联系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日本对东南亚的征服使人们对这些原则的一切信念都发生了动摇。欧洲人被赶了出去，当地人民失去了欧洲人的行政和经济方面的援助，日子却仍然过下来了，行政管理工作在没有欧洲人——官员以及其他人——在场扶持的情况下，仍然维持了下来，至少是勉强维持下来了，而这种扶持曾被欧洲人认为是东南亚人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东西。
日本人给予当地行政官员的权力范围可能极其有限，但是日常的行政事务都交给了当地的文职人员；而对大多数人民来说，重要的就是政府的这些日常行政事务。因此，所谓在管理东南亚公共事务中需要外来援助的说法，原来只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或许比起战前来，效率差了一点，但现有的效率已足以应付日常的工作。
当地的文职人员和军人被提升到他们在战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级别，并且已经设法掌管了他们自己负责的部门的工作。长期以来，殖民主义国家力图为自己统治附属国作辩护，其理由是，至少它们做到了保护附属国免受其他强国的侵略。可是，当考验来临时，他们溃退了、投降了，完全没有履行自己所承担的责任。美国人、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都一样，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而这正是政府的首要职责。
对比之下，象暹罗这个东南亚唯一的独立国家，倒比其他地区容易的多地幸免了战争的浩劫。而恰恰是那些殖民强国力图坚守的地区如马来亚、缅甸和菲律宾，却损失最重，由此可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依附于西方宗主国，其实在战时并不一定是有利的。也许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日本的军事占领下，印度支那、菲律宾、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在名义上都成了独立的主权国家。
虽然在某些方面，日本给予它们实际上的独立性可能比以往西方大国统治时所给予它们的政治自由还要少，但无论是印尼人、缅甸人或其他东南亚人，在当了那么多年的仆从之后，没有一个不为自己能当一个名义上自由的主权国家的公民而感到骄傲的。而日本做到了西方列强曾说过的而事实上从未做到的事。
此外，几乎在东南亚的每一个地区都掀起了抵抗运动，这些抵抗运动绝大部分出于自发。它们并不是由从前统治这些地区的强国鼓动起来的，而是东南亚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而且大部分是由政治上的左翼分子自愿结合而成，因为右翼分子（他们通常在本国拥有大宗财产）对于要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去公开反对得胜的敌人，是要更为小心翼翼，瞻前顾后的。
抵抗运动虽然经过多年的挫折，但最后结果证明了他们是胜利的一方，这使他们赢得了巨大的威望，而且他们对自己在赢得胜利这件事上所作的贡献，也许倾向于估价得比其实际的贡献为高。他们对他们的狭小地区以外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念念不忘的是自己在胜利中的那一份功劳、而对别人所起的作用却没有同等看待。因此，他们要求取得胜利的果实，而他们认为，唯一合适的报酬是由他们自己来管理国家，这个国家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而且他们认为是自己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的。
因此，在政治领域内，一个主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要求独立——这一要求，是抵抗运动所大声疾呼、并得到上述有关的大部分国家其他各阶层人士支持的。比较清醒的民族主义者仍然希望同宗主国进行友好合作，而左翼却仍然保持着战争时期的组织，并且得到一些准军事性组织的支持。
缅甸的国民军领袖昂山在仰光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谴责英帝国主义为魔鬼，斥骂总督为“法西斯主义者”，以此来鼓动群众，号召缅甸人民起来摆脱英帝国主义的奴役，争取自由，行使自决权。他们已不能满足于英国自治领的地位或英帝国主义体制内的任何其他地位，声称将通过由成年人普选产生的立宪议会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且这个议会必须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立宪议会，而不是一个在英帝国主义庇荫下选出的议会。
在越南，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在日本人投降前夕，发动全民暴动夺取全越南很多城市，于1945.9.2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随后与赶来想恢复殖民统治的法国军队展开了武装斗争。并且宣布完全同法国脱离关系，废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一切条约，取消法国在越南的一切特权。越南全民族要坚决地用全部精力、生命和财产来维护这个自由、独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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