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十五年的大明，到处都是鸡飞狗跳，朱由校调入关内的十几万中央军，配合着在地方上建立的武警、公安，到处收拾那些抗拒改革的地主、商人，不少地主豪强土皇帝的日子当习惯了，突然朝廷不再允许地方自治，一时半会还看不清楚形势，上串下跳的折腾得很，结果马上就被收拾了。
这场改革，是以行政改革为首，所有出自于经商家庭的官员一律清退，同时朝廷从中央空降一大批官员、公务员下来，然后再派出中央军使这批到任的改革官员拥有足够强硬的暴力机器。
到任后，又组织建设当地的武警、公安。
同时将各个地方部门建立起来，不再如同过去那样只有一个衙门，经过多年改革之后，改革后的地方行政体系已经有了十多个部门，这些部门各司其职、权责明确，哪里出了问题找哪个部门麻烦。
行政改革完成后，地方上的新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税收，改革之后没有什么免税特权一说了。收税前要做的就是登记工商、丈量田亩。
所有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人，除了那些小摊贩之外，全都要到工商局登记注册，工商局发给营业执照，朱由校也下旨各地改革地区，工商局必须以最快效率给商人提供登记、注册，不能出现懒政现象。
经营规模达到一定规模的，则是必须成立公司。
完成工商登记的工商从业者，必须依法纳税。一个是商品增值税，一个是消费税，还有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奢侈品税等税种。
同时还有一个农业税，则是需要进行丈量田亩来清算。
加上丈量田亩，这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工作量，工商登记之后要到处催科收税，但是很多商人就是不交，其他商人一看别人都不交，他们也不交，收税的公务人员上门催也没用，商人都是拉着脸说没钱。
官府催上几次没用，只能使用暴力机器了，让公安、武警拿人，不是没钱么？到大牢里先待着。
还没钱？
那就抄家了，真要是没钱的话就把人放了。要是查抄出来的资产比征税的还要多，那就直接充公了。
一群商人被逮进大牢，很多都被吓尿了，连滚带爬的把税给交了。
那些商人倒是比较容易解决，都是一些生意人，没有什么群众基础，而且多数都是在城里，官府要拿人什么的也容易，随便出动暴力机器就能把他们吓尿，接下来就只能乖乖交税了。
更麻烦的实际上是丈量田亩和征收农业税。
丈量田亩的时候就有大量的民间纠纷，过去很多农户为了逃避税负，将地契投效给了那些能够免税的举人、进士，不过那些地契都是白契，在官府是没有备案的玩意。
农业税改革之后，南方地区耕地面积少于30亩的农户是完全免税的，而北方则是50亩，东北气候寒冷的地区则是300亩。
在南方地区，即便是耕地达到300亩的地主，农业税也只有10%，朱由校对那些地主，实际上也是给活路的，特别是那些中小地主。以大明当前的农业生产力，虽然已经出现了很多农用机械，但自动化农业机械还是没有的，所以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一个人就能耕种上千亩土地的程度，所以朱由校制定的农业税正好把红线划在300亩这个界限，这就足够一些个人家庭使用农业机械进行耕作了，不会造成土地不够发挥一个人的劳动力的问题，甚至300亩土地在当前还是有些过多。
现在自耕农可以免税了，那些举人公们却没办法免税了，那些自耕农自然不愿意再投效，纠纷自然就出现了。
各地新政府一方面要解决这样的民间纠纷，一方面则是对农业税展开征收。
对于这些民间契约的纠纷，朝廷的政策出发点就是遏制土地兼并，所以那些没有在官府报备过的白契一律无效，土地判归自耕农。
所有土地在农业税改革后，都要重做地契。
土地面积都要丈量得一清二楚，地方上的新政府在丈量田亩上面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工作量实在有点大，不过工作量再大，也要一天接一天的干，直到把活干完为止。
一些地主豪强为了抗税，阻挠田亩丈量，甚至打伤公务员。这简直就是在捅马蜂窝，官府直接把武警派去拿人，扣上一个暴力抗法的帽子直接丢进大牢，然后土地丈量继续展开。
这些地主豪强进了大牢，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敢做出暴力抗法的事儿，绝对不是良民，处理起来也很严厉，基本上都是没收土地、劳动改造。没收到的土地，则进行拍卖出售。
有些甚至是整个宗族进行暴力抗法，依托村落的防御工事抵抗武警，结果中央军把火炮拉来了，几炮下去就把土墙、寨门给轰开了，然后整个宗族都被逮进去了，全部进行劳动改造，普通的宗族成员劳改几个月放了，主谋则是继续劳改。
土地丈量和农业税的征收，都在武警、公安和中央军的配合下，强力的扫清了各种障碍，真可谓是民心似铁、官法如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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