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仲登摇头道：“一个人为什么要因为与别人的理想相通而结成一个党派，然后再去逼迫那些不同意见的人认同自己呢？我们的圣人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意思是有道德的人庄重自尊，不与人争强斗胜，道德高尚的人可以与人和睦（群），而不会跟别人联合党同伐异（不党）。”
俾斯麦还是听的糊涂。
他干脆问一些直接的问题：“说说你们的市民吧。他们有什么组织？可以保护他们，不被别人侵害利益。我想你们那么大一个国家，总该有利益侵犯的现象吧。政府肯定有疏漏的地方，无法管理。”
乔仲登同样不解：“讲理的地方有法庭，纠纷应该由法院化解。我理解你说的组织了，有很多种，商人的商会，工匠的行会，工人的帮会。还有一个叫做同乡会的，异地人组成会馆，互相帮助，被本地人欺负了，大家可以团结起来说理。凑钱打官司，或者死在异地，没有钱运回家乡，会馆都会帮一帮。”
俾斯麦道：“我理解这是一种互助组织，我们也有，工人互助建房，看病等等。你们就没有一种专门是用来跟政府对抗的组织吗？”
俾斯麦始终关心的是那种革命性组织。
乔仲登仔细的想了想：“帮会有时候是这样的。行会有时候也像是帮会。他们之间有时候很难区分。但主要不是为了对抗官府，他们之间相互打架更多，官府主要是防备这些帮会火并。”
俾斯麦懵了，革命组织之间内战，政府反而是中立调停角色？
“他们不会联合对抗政府吗？而且他们为什么要内战呢？”
乔仲登道：“他们为什么要联合对抗官府呢，他们又不是要造反。他们之间打仗，当然是为了争利了。码头工人不同的帮派抢生意，有的是帮派跟行会抢，有的是行会之间抢，还有行会雇佣帮会帮他们抢的。这都是市面上的争利，官府不该与民争利的！”
俾斯麦疑惑道：“难道他们就没有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吗？比如争取合法权利之类的？”
乔仲登道：“他们为什么要与官府冲突啊？合法吗，本来是不合法的。但禁不住，尤其是这几年，工人越来越多，还是怕被人欺负，就入同乡会，帮会等等。打架是常有的事情。一开始打架伤人就会被流放，尤其是领头的，肯定是要流放的。其实他们打架也比较少，都是先摆茶，谈不拢了才开打。摆茶啊，摆茶就是请一些头面人物出头，大家先谈判。一般情况下，长辈说几句公道话，互相敬个茶，就过去了。除非万不得已，没人愿意犯法的。”
俾斯麦道：“政府不禁止摆茶吗？”
乔仲登摇摇头：“官府是鼓励大家和睦的，很多时候都会请退休的官员主持。官府要劝和吗。”
俾斯麦对中国的稳定十分感兴趣，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探究这些。
荷兰领事不耐烦了：“好了，俾斯麦。中国的事情你该好好找几本书看看，不过就是你看遍了你也不会懂的。你最好去中国生活几年，就什么都明白了，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我们还是谈谈沙皇的事情吧？你对亚历山大陛下如何评价呢？”
俾斯麦狡猾的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乔仲登：“以你们中国人的观点，怎么评价年轻的亚历山大陛下？他最近刚完成了一次不流血的政变。”
乔仲登笑着摇头：“在人背后评头论足不是君子所为。”
俾斯麦以为这是托词，因为作为外交领事，对其他国家君主的看法，往往也能代表这个国家对该国君主的看法，因为他们国家参考的往往都是驻地领事的意见。
俾斯麦狡猾无比，他很想知道中国这个俄国的邻国，对俄国的评价，要知道现在普鲁士跟俄国已经注定要有一场战争了，中国的态度至关重要。
“您太客气了，这只是私人聚会，您只代表自己个人的看法。”
俾斯麦不依不饶。
乔仲登摇头：“如果我对沙皇有看法，我应该当面指出来，而不是在他背后议论，这是不道德的。”
法国人突然来了兴趣，其实大家探讨革命，法国人非常尴尬，作为如今几乎是唯二的共和国，法国领事也感到孤立，动辄他们就需要跟美国放在一起对比，而美国在这个时代，是被欧洲瞧不起的乡巴佬，英国人说美国是不知感恩的国家，其他国家受英国影响，也觉得美国是一群没有道德的人组成的国家。法国跟美国相提并论，确实让贵族阶层很尴尬。
于是法国领事问道：“那么您对其他国家的君主如何评价呢？普鲁士的，奥地利的，还有英国的。”
没有法国的，所以法国人放心大胆的问。
乔仲登继续摇头：“我不能对各位君主在背后做出议论。”
俾斯麦笑道：“您太谨慎了。那好吧，评价当世的君主，确实有一些不当，那么评价一些作古的君王吧。比如您可以评价一些我们欧洲的伟大君主。您对腓特烈大帝怎么看？我注意到，您在描述君主的时候用了三种形容词，残暴的君主，昏聩的君主和英明的君主，在您看来腓特烈大帝能够够得上英明的君主吗？”
普鲁士人当然最推崇腓特烈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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