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的上层决议是攻取京津为主，北伐江淮为辅。
但下层执行的军兵却不知晓，两路进攻，明确告诉其中一路，你们是打替补的，这太伤士气了，所以军兵们只知道他们是两路进攻中的一路，谁能打到北京，那就看谁的本事了。
甚至陆路出击的軍队心理上还要更占优势一些，因为他们走的是徐达当年的路线，是正统路线，所以他们相信自己才是北伐的主力，海路只是佯攻而已。
进军江淮的部队由洪九指带领，攻克南京的时候，他的部队就驻扎在镇江，还攻占了江北的瓜洲，一直掌握着这个北进基地，清军尝试攻打过两次，都无果而还。
洪九指此时是江淮路总兵官，这不是一个常设的职位，效仿明朝的编制，这只是一个临时职位，带领兵员数量不定，此时洪九指指挥三个军，总计三万人进攻扬州。另外还有五个军的浙江辅兵，将会配合他攻取扬州。
这当然不是北伐的总兵力，北伐总兵力高达四十万，除了战兵十五万余人，还有闽粤浙三省辅兵三十个军。这些大军大多都在宁波府集结，随时等待北上驰援。
洪九指出了瓜洲，沿运河北上，他发现的軍队士气旺盛，尤其是那些辅兵，竟然比战兵的时期更高昂。战兵是一路杀过来的老兵，而辅兵虽然也接受过正规训练，可大都是战斗经验不足的乡勇。可辅兵部队却一路唱着各种家乡的歌谣，走起路来的气势，仿佛他们才是战兵。
这种现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持续了很长时间，自从大帅登基之后，辅兵们就不一样了，进攻的慾望比战兵还要强烈，天天讨论着北伐北伐。
军中流行着扬州十日记之类的明末书籍，乡勇团练的军官都是乡绅子弟，年纪大多不大，读书识字，有人还读的热泪盈眶，直恨不能生在那个年月，要跟鞑子掰掰腕子。也有边看边骂明人没种，鞑子施暴怎能引颈就戮。
洪九指觉得这些年轻人就是天真，可奇怪的是，一开始军中散发这类书籍的时候，大家看了也就看了，并无多少激愤，可慢慢有了一两个人，接着开始有了一小群人，现在大家都好像对满清残暴义愤填膺起来了。
他不知道这叫做从众效应，在軍队这种社会群体中，人的感情会互相感染，然后在一个共识下不断强化。19世纪初，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写了本叫做《乌合之众》的书，以法国大革命作为分析背景，勒庞发现，即使一个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一旦加入受人民崇拜意识蛊惑的群体，就变成了乌合之众中的一员；更广泛地说，当一个个体融入群体时，个体的行为特征将被淹没，取而代之的是构成该群体的新的行为特征。
国人的民族意识虽然很淡薄，但总有人稍微强烈一些，马上就感受到了屈辱和愤慨，被明末文人的著述激发出自己的民族感情，释放出来，这种强烈的情绪极具感染力，接着一个感染俩，两个感染四，渐渐就在群体中扩散开来了。
周琅建立大周，他们作为团练被迫或者自愿加入大周軍队，有了新的立场，这一切都在影响士兵们的心理，这些年轻的乡勇军官们，读过书，更需要强烈的身份认同，来为自己的行为背书，不认为满清是邪恶的，那么他们的背叛就显得可耻。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潜意识中完成的，是人类的本能，倒不能说成趋炎附势之类的操守。
结果就是这些江浙的辅兵们，对北伐极为热心，对他们即将打的扬州，他们谈论最多的是史可法。
扬州清军的兵力还是很雄厚的，作为坐镇江淮的清军主力，这里有十五万清军，几乎是周军的一倍，扬州城也不是小城，凭借城池坚守，是有机会的。这十五万清军中一多半，都是从南京被苏凌阿带到这里来的，之后就没有挪过窝。
面对清军，洪九指造就没有了任何重视的意识，因为屡次战斗都没出现过让他看得起的抵抗。这一次料想也不例外。
很正规的战斗，在扬州十里外扎营，前锋推进，试探性进攻。
清军据称死守，十日后，扬州城破。
简简单单不足五十个字的战报，发到了周琅面前，让他看到了一种土崩瓦解的状态。
就好像史书中记录的八旗入关后江南明军面对满清軍队的情况，有时候已经不是真正战斗力对比的问题了，完全就是心态问题，许多南明残兵投降满清，剃了头发，换了衣服，转头就去打过去的同僚，结果那些明军见到这些“伪清军”同样是闻风而逃。
扬州的情况就是如此，十五万清军，在八万明军的攻击下，城墙被炸塌了一角，然后就开始出现大量清军溃逃情况，其实攻击的，就只有三万前锋，还没有炮兵部队的重炮，就是用軍队中的步兵炮长时间轰击，造成城墙垮塌的，然后三万人常识攻城，占了塌陷缺口，城内就已经完全混乱，未几，该逃的不该逃的，都逃了。
见此状，留辅兵守城，主力继续沿运河追击，而且是全速追击，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不是洪九指不想休整，而是发给他的战略大计就是这么要求的，上面担心清军会狗急跳墙，炸毁黄河堤岸水淹江淮。南宋为抵御金兵南下，决开黄河堤防，此后黄河就改向南流，夺淮河入海。原本的两淮鱼米之乡，此后数百年间屡遭水患，明清两朝都以保漕运为主，动辄放黄河水泛滥农田，也不愿意让河水冲垮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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