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盐铁专卖，历史很悠久，春秋时期齐国国相管仲就推出了专卖制度，古名“官山海”，山上的铁，海里的盐，都由国家设立机构买卖，这两种都是必需品，所以控制这两种商品的贸易，利润极为丰厚；其实到了明清时期，专卖制度的影子依然存在，比如盐票制度，虽然贩卖官盐的是盐商，可政府通过盐票制度，控制他们买卖的规模，还从中收取高额的盐税，让盐税甚至成为明清两朝的主力税种，仅次于农税。甚至到了后世，中国的烟草行业，依然使用的是这种专卖制度。
铁专卖，明清倒是没有施行。
作为一个不通经济学的文人，王辅茞盐铁专卖的目的，当然不是通过这两项必需品垄断贸易搜刮民众，他的说法十分的天真和理想主义，他说既然盐商富可敌国，食盐买卖必然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可盐商贩卖的官盐，不但掺假，而且价昂，百姓深受其苦。与其白白肥了盐商，不如收归官办，一面降低价格能够利民，一面盈利可以填充府库。铁专卖也是同样的道理，老百姓都离不开铁器，官府垄断经营，一方面降低价格，一方面充盈官库。
王辅茞很自信他的建议完全可行，因为福建靠海，能够煮盐，福建有冶铁传统，不缺少铁匠。
可王辅茞根本就弄不清，为什么专卖制度看起来这么好，后来的朝代却废除了。管仲时代，盐铁专卖确实是一项创造性的制度，因为在当时，不管是煮盐还是炼铁，都还属于初级阶段，普通商人百姓一来不具备技术，二来没有资本，在管仲的组织下，动用官府力量，建立了大量的大型官办作坊，其实是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
可到了后来，民间资本和技术的发展，已经让私人可以经营这些产业了，官办作坊的各种弊端却频频出现，贪腐无法断绝，质量难以保证等等，让后来的朝代放弃了专门制度，明朝开始以盐票等方式来间接的管理盐商，从中收取的税收比官府自己直接经营还要丰厚，有些类似英国把征税权包出去后，税收反而大幅度提升的现象，说白了，就是官府从商业中榨取的利益的效率，远远比不上商业能力更强的商人。
除了盐铁专卖，王辅茞还提出酒茶专卖。酒的专卖历史上也出现过，宋朝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曾实行了很长时间的酒专卖制度，据说当时各地官员为了把官府作坊酿造出来的劣质酒卖出去，可谓是想尽了办法，奇葩如大文人苏东坡在江南做官的时候，每当新酒出锅，就动员青楼女子上街兜售，一时间莺莺燕燕甚是热闹。官府也动用强权力，向各大酒楼，茶肆甚至是旅店之类的商家摊牌任务，让他们必须把官府的酒卖出去。
王辅茞看重茶叶的专卖，则是他发现茶叶利润也十分丰厚，十三行商人各个巨富，他认为官府如果专卖，肯定能解决财政问题。
中国文人读的书多是儒家经典，这些东西是教人怎么做人的，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专业学术类的经典很少，文人也很少涉猎，因此他们的经济学知识仅限于常识范畴。
文人们能认识到对商人征税其实最后还是转嫁给了老百姓这一点，对他们而言，已经十分难得，至少他们已经触摸到了经济链的概念，知道经济是一个链条，从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下手，都会给其他环节造成影响。
但从专业角度出发来看，这种影响是长期性的，传导性短期内还释放不出来。因此增加税收的最有利方法，从技术角度来讲，还是开征新税。等到税种实在多的影响了征税成本，那么就来一次清减，还美其名曰改革，后世香港的征税方法就十分精简，被称为简单税制，对许多国家以启发，纷纷流行起了税种合并，简化征税方案的改革。
而周琅打算开征普遍性商税的目的，还有深层次的考量，那就是他一直打算从根本上重组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是集权的，政治的，去商业的，这跟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有关，大一统之后，贸易不再是唯一的物资交换方式，过去秦国和赵国，齐国和楚国之间的必需品交换，必须通过商人来进行，现在突然发现，一个高度一致的政权，通过行政命令来调转资源，更加的高效和便利，于是商业不再是不可取代的了；加之儒家道德开始被文人和执政者普遍接受后，统治者越来越不能接受商业中存在的逆道德因素。
商业是逆道德的，当然商人也可以做好事，甚至有许多大慈善家，但这改变不了商业的本质，商业的本质就是竞争，就是优胜劣汰，就是高效取代低效，就是强者取代弱者，所以当发生灾害的时候，商业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是囤积居奇，坐看穷人饿死，商人获得超高利润。结果就是商业造成了缺乏社会竞争力的穷人被淘汰了，富人活了下来。
可政治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却是救济，不考虑成本，而是考虑一个底线，那就是让人尽可能的活下去，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去竞争的，去优胜劣汰的，保护了低效，保护了弱者。因此政治未必是道德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他比商业更讲道德。这就是为什么讲究道德的儒家思想，会慢慢跟政治靠近，最后紧密结合在在一起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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