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公博稽六艺，将今古文经学融合，无疑是一大创举。
在东汉，今古文经学乃儒家两大学派，对儒经都有注释，只是各自解说不同，至于治经的方法与学风就更为不同了，但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如何治经，其终归是要符合统治阶级，是在维护王朝的统治、所以在这一点上，两家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并没有像法、道二家那样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也是为何在东汉今古文斗争激烈却又能够长期并存、并最终由郑玄融合的基础原因。
其实郑学在融合今古文经学之前，就已经有很多通儒出现，不管是马融还是杜林，贾逵还是蔡邕，他们都属于通儒，后世康有为在其《新学伪经考》中还特设通学一栏，列举汉代古文经学家而堪称通学者达五十余人之多。
可见在东汉今古通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有志之士的共识，一致认为博学兼通比之专守一经、罕能兼通的今文章句陋儒，是一种巨大的学术优势，这也是为何能够最终促使郑玄将今古文经学最终走向融合创造了学术基础。
可以说，自今文经自今文大家董仲舒起开始逐渐成为大汉朝的统治思想，这个时期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一直到东汉元帝朝才算彻底奠定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今文经学派是势力最为强大的那个，而今古文最大的争论焦点，就是春秋，古文学派尊的是左传，也就是关公夜读之物，而今文经尊的是公羊和谷梁，因左传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在屡次的论证之中，古文大败，左传不仅被驱离学宫，左传博士更是被废。
而一家独大的今文经在学宫之中所立博士就有十四家，而未立博士的今文学派，更是多不胜数，这么庞大的‘队伍’，自然而然出现了腐败，而腐败主因在它太过烦琐。重师法、重家法，再加上章句解说的增多，使得章句变成巧说，最终今文经变成了无用之学。
而学术向来是有用则盛，无用则衰。尤其经学本身的存在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对统治者来说，你的解说是首先要服务于天子的，也就是说天子要颁布的法令，就算是坑害百姓，那也要先在经书上找到合法性，让百姓明白原来古人贤者就已经说过了，这样的法令是好的。
所以当今文经无法再为政治服务，甚至丧失其思想统治功能的适合，今文经就变成了无用之学，而因为他增多的章句，就算是学子皓首也难穷经，让人莫知所从，这样的学术，能不走到尽头？
而走到尽头的关键原因，就是曾经被他踩在脚下，瞧不起的古文经学，今文经被战胜，从而衰落，这在很多儒家看来是古文经人才辈出，在经义章句上战胜了今文经，可是古文经之所以战胜今文经当真如此吗？
要说今文经学，其盛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也就是所谓的谶纬之学，而其败，同样也是如此，谶纬其本身就是迷信、神学的代名词，儒家学说与鬼神联合在一起，这样的思想氛围，今文经走向衰落是必然。
而击败了今文经的古文经学，同样也开始谶纬迷信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今文经学那么严重，但这也为古文经埋下祸根，可以说今古文经学在此时，已经完全成为了服务政治的学说，为了满足统治者，不惜歪曲和扭曲解说经义，这就使得今古文经学彻底背离了儒家的初衷，也为古今融合创造了条件。
而这也是刘澜大骂儒生，宁用小吏不用学子的原因，当然郑学学子除外，因为他们已经并非是今古经学士子那样的草包。
当然刘澜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带着自己很大的个人偏见的，毕竟在认识郑大家与见识过郑学之后，再想曾经遇到的那些今古学子，自然不会对他们存有好的评价，可是别忘了刘澜当年在同刘茵学习儒家之学时是今文古文均有涉猎的，所以他要比这个时代任何人都更有话语权，也更有资格去评价。
虽然今文经学烦琐，但在他接触之后其实觉得它并非一无是处。毕竟治学并非是儒经之过而是人祸，而郑玄所谓古今融合，说白了就是兼采今古文经学之长，所以说并非是郑大家另立了新学，而是革除了今文经学的烦琐之弊，重新对经书作简明扼要的阐释，而造成的一种新的经说。
而这一任务，在这个时代，也只能由兼通今古的古文经学家来完成，而最先做出如此努力这并非郑玄，更不是要鸩杀徒弟郑玄的马融，而是许慎。
说起许慎，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他撰写的说文解字，在当世，他更是被称作五经无双许叔重，在说文解字中，他对字义的解释多采古文经说，然亦兼采今文。
在说文叙中，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左氏、论语、孝经，这些皆古学也。
就其所列举之经书而言，即有易孟氏为今学，也就是汝南袁氏所治之家学孟氏易，而礼即仪礼，在这个时代仪礼有大戴、小戴和庆氏之学，而许慎却不言三氏者，只言礼学无所主也。
而仪礼古谓礼，最迟在东晋初年即已有仪礼之名，而礼即为今文经学，还有公羊，京易，鲁诗，尚书等等，出现在说文的这种兼采，正是最初的古文融合，可见，作为古文经学家的许慎，并不固执其古文家之说，而是始终以一种较为客观的的角度来看待今、古文经说，是则肯定之，非则否定之，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许慎已经对传统的今古文经学感到不满，并努力加以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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