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他憋了半天，刘钰又道：“既要写文章，自是要针砭时弊。针砭时弊，无非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发现问题好说。”
“分析问题……那就看怎么分析了。”
“怎么分析，又决定了该如何解决。”
“那么在发现问题上，殿下想想如今关于人地问题的讨论，和三四十年前关于人地问题的讨论。避开一些不要去谈的东西，那么这问题是啥，其实也是可以操控的。”
“江山社稷现在的问题在哪？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殿下之道，若不说出，谁又知道同还是不同呢？”
这些道理，李欗听得出，这都是场面话。
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这。
既不在大顺以后该怎么走。
也不在道不同不相为谋、寻找志同道合等等问题上。
这些场面话，说说也就罢了，类似的话，李欗也能说一堆。
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在李欗听来，刘钰这到底是在逼他死，还是逼他做大事？还是说，觉得太子之前在湖北闹出来了点乐子，这意思是还要争一争？
更关键的，是刘钰为什么要让自己来着书立说？
如果真的是为了江山社稷，不计个人，似乎无疑刘钰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既为臣子，若是正常死了那也必是死后备极哀荣，而且本身他才是这些年变革真正的领头者。
之前李欗彻底死了心，源于他觉得，以刘钰为代表的“老保守派”们，肯定会尽可能支持朝政稳定，按部就班，而且还要把黄河修完、把印度消化、把扶桑垦殖等基础打好等等。
这些所谓的“老保守派”，指的是和刘钰同一批、并且在对外扩张中立下大功、封妻荫子、成为实学派风口期爬起来的、搁在三四十年前算激进派的那批人。
亦即指的是，差不多得了、该办的都办的差不多了、之后稳定为主，把该消化的消化了、该修的黄河修了的那批人。
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尤其是刘钰选择去修黄河、但现在又放弃最终完成最终的河道挖掘这个事，在李欗看来，则像是一种表态：给皇帝留下布置交接的空间，安稳过渡。
黄河的事，已然是水到渠成。
谁来主持完工，这些便可以给交接班提前安排人选，作为资历。
至少，李欗是这么认为的。
可现在听来，只怕并不是。
显然，对于修路问题、移民问题、垦殖问题等等，刘钰的态度显然不是“慢慢来、随它去”。
相反，之前的对话，足以看出，刘钰实际上对于修路、基建的事，极为激进。
很多想法，固然是李欗提出的。
但是，刘钰既没有在大方向上反对。
而且还在细节上，给出了激进无比的土地换资金、透支将来筹钱完成基建的思路。
甚至于还批了李欗，说他实际上仍旧没有把未来放在工商业上，而是依旧还是老一套想法。
等到刘钰建议让他着书立说、阐明扼要后，李欗几乎全程都是愕然震惊的心理状态。
这……这分明是说，要有人来当工商业的“总后台”，并且显然刘钰在为日后考虑，在选择一个他之后的工商业的总后台、司令部。
刘钰当然不是皇帝，所以不可能指定谁为太子，继承后来事。
刘钰当然也不是开府丞相，可以从下属中选一个，接替相权。他压根就没有相权，也根本不是，他只是皇权的附庸，他变法改革的权力不源于他，从始至终都是名不正言不顺，而是作为皇权的延伸来完成的。
皇帝以太子的方式，继承后来事，靠的是血缘。
刘钰此时却谈《朋党论》，那么似乎，他的继承方式，是要靠“理论”、“道”、“志”。
或者说，用此时比较接近的词汇，亦即实学派的“道统”。
谁来接实学派的“道统”？
错愕中，刘钰淡淡一笑，起身竟要作别，只道：“与殿下今日一论，所得颇多，心有所悟。回去之后，正好将这些之前并未谈及的道理，整理出来，不日将送来府上。”
李欗急忙相送，心知肚明。
既是之前并未谈及，那自然无人知是刘钰说的。
比之实学理论，李欗自知自己和刘钰相差颇多。
既是无人知晓这是刘钰说的，那么最后公之于众署谁的名，决定权便在自己手中。
什么时候发表，那另说。
但只要署下自己的名字，那便意味着，他把实学派的“道统”接了过去。
这东西不好接。
要么死。
要么将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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