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有一天,大顺搞出来贸易逆差了、搞出来关税保护了、搞出来产业扶植了。
否则,这东西,在大顺压根不可能出现。
反过来,也一样。
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在1760年,指导了英国经济的运行吗?
并没有。
相反,他的学说,虽是显学,但官方根本不用。
而同样的。
大顺搞得是他妈的自由贸易吗?刘钰整天喊,但他自己也汗颜,其实压根不是。
但是,自由贸易学说,却可以迅速在大顺传播,并且被官方所不排斥。
为何?
因为,基于国与国贸易搞出来的自由贸易学说,大顺官方压根不觉得有任何害处,自是任其传播。因为大顺是个纯粹的贸易顺差国。
任何有影响力的学说,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的。
于是。
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由贸易学说。
对法国的国家管控和工业替代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然秩序的重农学派。
同样的。
对大顺吊毛不管的经济放任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大顺的精英阶层,开始了对《管子》、《盐铁》、《周礼新义》的追捧。
这群人对大顺的思考,是“不是管的太多了,而是管的太少了”。
这,与支离破碎的、保护主义盛行的、各国竞争激烈、产业同质化严重的欧洲思考出的“不是管的太少了,而是管的太多了”的形式,是不同的。
但起源,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批判。
只不过,欧洲的现实,和大顺的现实,不是一个现实而已。
千百万勤劳的劳动人民、积累了两千多年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使得大顺在“经济学”的问题上,陷入了一个怪圈。
因为没有产业被他国冲击的现实,所以,大顺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
又因为这个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所以也就不存在以批判重商主义而诞生的自由贸易的土壤。
比如说《管子》里讲了许多的经济战的套路。
问题是,从汉开始,这个帝国,和谁打经济战?
谁有资格,和这个帝国里世界最强的小农经济副业和手工业打经济战?
是朝鲜纸,逼到了宣城造纸业雇工起义了?
还是日本烧,逼到景德镇工匠活不下去了?
意大利丝,影响到湖丝价格了?
印度棉布,威胁到松苏布了?
荷兰的陶器,威胁到宜兴紫砂了?
对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搞保护主义,这是脑袋有病,而不是未雨绸缪。
对根本不存在的重商主义,狂加批判,要自由贸易,这和疯子呓语没啥区别。
重【商】主义的“商”,和重农轻【商】的“商”,压根不是一个商。
你不能说:
英国搞垄断权,搞东印度公司独家专营权,发现走私贩子直接击杀,私自过好望角的私人商船上的货公司一半王室一半,就是高大上的【重商主义】。
大明也搞垄断权,永乐官方垄断下南洋的香料贸易,走私一经发现就抓、海盗逃到南洋也要抓,不准私人去搞香料贸易,就是土了吧唧的【重农轻商】。
所以,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当大顺真正走到了大西洋,把卖货的商业霸权握在了自己手里,拥有了这个社会存在后。
大顺的这些人,转向反思“之前管的太少了、现在应该多用点管控手段”,也就理所当然了。
大顺不是英国,精英阶层的视角,要放在和法国争霸上、打压荷兰的运输业上、保护本国的纺织业上。
大顺也不是法国,精英阶层的视角,要放在加勒比糖对本土葡萄酒的冲击上、要放在荷兰走私品对本国产业的破坏上、要放在东方商品对本国手工业的冲击上。
大顺是大顺。
所以,最终,还是要绕回到“地主和农民”的问题。
商业也好、工业也罢。
李欗也好、皇帝也罢。
保守派也好、激进派也罢。
最终的思索,最后还是以解决“地主和农民”的问题为核心。
皇帝的“王谢燕、百姓家”,是如此,皇帝以为,有了肥料,兼并可抑。
激进派的千万大移民计划,是如此,激进派认为,北美和澳洲的几十亿亩土地,完全可以解决国内的矛盾。
实学派的工商业发展,是如此,他们在刘钰的“人均粮食拥有量”的概念下,把工商业,视作一种“对粮食的再分配手段”,最终让那些失地农民以工商业谋生。
不是他们是傻哔。
相反,因为他们不是傻哔——就他妈现在的贸易情况,大顺谁的脑袋长锈了,去考虑产业保护?啥玩意需要保护?
唯一的白银外流途径,是东虏三宝,而人参实际上自己就能种,只是为了援法和搞扶桑移民经济循环,自己不种而已。
法属加拿大,只是取代了朝鲜国在天下体系内的贸易地位,因为朝鲜国之前就是养鹿种人参卖皮的。
最终到李欗这,李欗把问题,归结为“物流成本”、“基建欠缺”、“运输问题”。
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不还是大迁民吗?不还是解决九州内严峻的人地矛盾问题吗?
只不过,他继承的,是刘钰“让资本有利可图、每个失地农民都能压榨出几倍迁徙成本的剩余价值”的思路。
他又找不到金山、银山——那是刘钰之前做的事,他没本事在二三十年内,把横渡太平洋的运输成本降到极低的程度,于是他让资本去挖金山银山,在运输成本不降的情况下,使得每个迁徙者都能榨出来几倍于船票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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