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情况，则是刘钰在盐业问题上的发展生产力，让皇帝喜不自胜——入你玛驴球子的，总算解决了盐商控制生产销售的问题、私盐问题，大盐业管起来比他妈的小盐户、盐商这些玩意管起来容易多了。若是能依靠官盐大生产降价，既挤死那些私自煮盐的小贩子，何至于有刘士安、袁世振等辈绞尽脑汁的改革？
皇帝会担心小私盐贩子的死活？怎么可能？
皇帝只会关心，盐税能不能收上来、能不能降低盐税缉私成本。只要能收上来钱、大把的盐税。私盐贩子、手工业者反抗，杀就是了，那不是更省钱？
以盐业为例。
从刘晏的改革开始，封建王朝的思路，就是控制生产、但鼓励商人流通。因为，食盐细碎化的特点，流通问题上，封建王朝谁也做不到能让食盐下乡，唯独靠商贩。
故而，抓住了这个事实，以史为鉴，读明白食盐改革的真正路线，才能更好的“忽悠”皇帝，支持生产力的发展——控制生产、放松销售、在生产端征税、鼓励大企业，方便征税。
其余的问题，也都差不多。
要先明白封建王朝的运行逻辑。
然后理解皇权的基石、朝廷的税收、盐业等行业的诸多改革到底是个什么大方向。为什么明末大儒在盐业问题上，基本都赞许刘晏的改革，而不是赞许袁世振的改革，两者的区别到底是在生产端归谁控制还是销售端归谁得利的问题。
再然后，要明白比如历史上张之洞的机械织布厂为什么干黄了、为什么机织布干不过家庭手工业——破除那些扯犊子一样的愚昧、守旧之类的大套话，哪怕是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去考虑一下为什么觉醒的女工都是纺纱工、为什么芦柴棒是纺纱工，而她们为什么都不是织布工；去考虑一下什么叫“印度棉纱的倾销，导致了旧时代家庭手工业达到了5.6亿匹的巅峰”；以及为什么民族轻工业很多都是干纺纱起步的，而干织布的厂子基本都完犊子了？
这背后的社会存在、生产力基础，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空对空地在那谈什么“桑弘羊”、什么“儒博士”、什么“与民争利”、什么“愚昧守旧”、什么“民族性”。
最最然后，才能以此思路，向下推。
刘钰关于“人均粮食拥有量”这个问题的“两条腿”，是在解决“工商业容纳过多人口”的“能不能”的理论问题。
理论上能，才有可能继续发展工商业。
刘钰和皇帝的“内外分治”、“依靠外部市场、让资本吃外、而对内进行资本管控防止土地兼并”的讨论，是在解决“工商业发展会加速土地兼并”的这个皇帝最担忧的问题。
这个担忧，还是那句话：皇帝是以现在的社会意识，去幻想将来的世界，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控制工商业积累的资金投入土地，即可解决“重农轻商”逻辑下对工商业发展的恐惧；而刘钰则是以将来的社会意识，在塑造将来的社会意识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并且确信物质基础的变更会让封建王朝彻底毁灭，而不是李家换朱家、杨家换李家的问题。
理论上，工商业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
实践上，以封建专制、皇权社会的诸多政策，比如人口管控、流动管控、传统抑兼并手段、通过户籍等禁止先发地区去内地买地囤地等等政策，理论上可以达成“工商业发展容纳足够的‘过剩’人口，但又没有工商业发展导致土地快速兼并”的“只要好处、不要坏处”的空想。
当然，只是理论上。
这种理论上的概括，也就是皇帝想要筑造一个强大的、经济和国家强力上的新的“万里长城”。“长城”之内，延续旧制度，保存小农经济，等待着工业发展出化肥、或者商业让智利孟加拉硝石白菜价；“长城”之外，去参与世界贸易，继续发展，没有市场就去抢、去打、去夺。
皇权通过内地兵员、良家子等反动小地主贵族作为军事基本盘；以海军作为随时筹码、以先发地区的对外贸易必须依靠海运而海军可以切断海运、陆军可以在大城市驻扎等，来控制先发地区。
同时，又通过先发地区对外的掠夺、贸易、倾销、垄断等，获得金银、物资。这样，又加强了皇权所能掌控的经济力，皇权通过掌控这股强大经济力的分配，来稳固自己的基本盘；同时拥有通过这些经济力，随时可以在内地拉出来兵员的军事能力，维系对先发地区的控制。
否则的话……真搞国内的统一的大市场，去除内部关税的话。松苏地区凭借长江航道、凭借即将诞生的火轮船运输能力，无关税的货物直达内地，用印度棉纱干死江汉平原的棉纱；用松苏布干死湖北的棉纺织业；用南洋东北的廉价海运粮食降低用工成本来获得对内地工业的全面优势，这叫啥？
当然，这叫啥，可以定义。
但这叫啥不重要。
重要的是，四川不适合种棉花，而川盐入湘楚之后，湖北地区数以十万计的手工业棉纺织家庭依靠着“川楚”贸易活着。
川盐入楚，白银往成都流。
苏布入楚，白银往松苏流。
这些地方的脆弱经济，怎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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