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对朝廷来说是个极为敏感的话题。
打仗要用钱，赈灾要用钱，赏赐要用钱，办学还是要用钱。
左平章事的这个问题，太过敏感，顿时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岁入三千万，天下的存银至少也要在三十倍以上。
如果这些银子有一半是从外面输入的，那就是四亿两。自隆庆开关到甲申年，八十年时间，平均每年入银五百万两。
可是，税并不曾见到。
这是个简单的数学题，在场的人都会算。
不管是十抽其二也好、十抽其一也罢，这都对不上。
显然，这是一个可以抠出来钱的地方，哪怕每年能抠出来五十万两的税，也能缓解很大的财政压力。
几乎是一瞬间，刘钰之前说过的一些话，瞬间响彻在李淦的脑海里。
平日里并不会在意，可此时被这话题一引，就无比清晰。
齐国公在奏折上，转述过刘钰在和罗刹谈判时候说过的关税问题。
生丝、瓷器、茶叶这几样，都是西洋人需要但又不能自己生产的，所以可以课税，哪怕课十分之三的税，西洋人一样会来买，相对于运回去所得的利润，贸易成本的十分之三根本不是问题。
外来货物的征税，就要考虑是否对本朝的手工业者造成冲击。
再联想到刘钰之前说过的皇室参与对蒙古和罗刹贸易的事，想钱想疯了的李淦脑子里已然是转了好几圈。
皇室垄断贸易，这是与民争利，但西洋人每年输入这么多白银，若是能够掌控，岂不是每岁增加数百万内帑？
这诱惑实在太大。
然而这个念头一转，李淦也知道这里面的问题。
想的容易，实施起来必然彻底走样。
而若收关税呢？
现在每年海关的关税，数额根本不多。
可是西洋人的贸易确实频繁，也确实有钱，那岂不是说明逃税的走私严重？
本来是一篇关于西域的策论，本来刘钰只是想借此施加一点“天下观”的影响，哪曾想这短短的三百字竟然让李淦等人想到了钱。
这个问题太过敏感，李淦心想此时最好还是不要提及，遂道：“此番策论问的是西域事，这个就先不用考虑了。咱们继续往下看吧，这也不过是个引题之语罢了。是真是假，待评了优劣，殿前问对再议。”
避而不谈，其余人也都顺从，继续往下看。
果然如李淦所言，这三百字只是个引子，这三百字之后，便引到了下一个问题。
时世易也，贸易路线的改变，西域大国的荒废，西洋银矿的开发，海船远航技术的进步，都使得汉唐时候有利可图的西域，变成了如今彻彻底底的赔钱货。
曾经的西域不再是现在的西域，如果大顺自比汉唐，那么大顺的西域，应该在南洋。
而地理上的西域，因为准部、罗刹、英法、等等因素，更像是前朝的辽东。
汉唐的西域，是有收益的。所以要经营，而且乐于经营。
前朝的辽东，是负收益的，但若不经营，前朝可是有大祸的，这个经验不能不吸取。
所以地理上的西域，必须要经营，而且要赔钱经营。
钱从何出？
是否能做到王安石说的，不加赋而国用足？
引出第一个问题。
若是国朝平定了准部，雪山也不再是曾经的吐蕃，辽东犁庭扫穴基本都是汉人了，西南只是改土归流，喀尔喀蒙古已经彻底完蛋，罗刹国不可能动用太多兵力在东北，那么国朝的威胁在哪？
也就只剩下了东边，虽然历朝教训，北疆、西患才是威胁，但时代变了，再这么想就是刻舟求剑了。
国朝可能的威胁，就只剩下了东边。
要么是日本。
要么就是西洋诸国。
想要杜绝本朝的威胁，那就需要一支海军。
有了海军，不去经营南洋，那岂不是等于有沃土有农具有良种而不去种植吗？
这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东边是有威胁的。
两个问题引完，又先把问题绕回到了钱上。
若以广东为汉唐长安，商品往来，胡人杂居，贸易兴盛，那么南洋就应该是安西都护府。
坐在家里就能收钱，当然好。
可刘钰下面又附了一张图表，用从传教士那里收集来的种种物价，告诉众人，坐在家里收钱，钱都被二道贩子挣走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才能赚大钱。
以《货殖列传》所言：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罗刹人走旱路，万里之遥来这边贩茶叶和大黄，可以知道这里面的利润到底有多大。
汉唐时候，大食、大夏等国，都是富庶无比，西洋人尚且蛮荒，也没钱，所以汉唐时候西域贸易可以赚钱，有利可图。
但现在大食等国穷的叮当响，西欧各国如今金银遍地，所以作为类比，直接与西洋人贸易的南洋，才是汉唐西域的经济地位。
同时，安南等地，自赵佗时候起，与国朝一直分分合合。前朝打过一次，很快又放弃了，雨林遍布，行军困难。
安南狭长，如果有一支海军，运兵或者沿海登陆，水运机动支援，若将来国朝富足，安南有变，安南完全可以收复。
安南、暹罗等地，又都是产米地。若有一支海军，就可以随时运米，沿海一线不会出现饥荒，又能缓解江南日益增加的米价。
海军和把南洋作为西域经营，又是一体两面。
若航海强，则可以绕开二道贩子，直接把丝绸、瓷器等，运送到西洋诸国，获取更高的利润，足以支付开拓边疆的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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