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来到宝文阁，安然落坐后才平静地问道：“陛下曾闻当年李定之事否？”
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因有才被越级提拔，守旧派对此极为不满，特别是苏轼更是妒忌异常，他文才横溢，而一直默默无闻的李定一下却窜到了他头上，苏轼因此写诗加以讽刺，同时纠住李定不为母守孝的事大肆攻击，弄得李定名臭天下。
李定的母亲仇氏原是一富户的小妾，生下佛印和尚后转嫁给李问为妾，生下李定后再次改嫁郜氏为妾，事过几十年，仇氏去世时李定便没有为仇氏守孝，这事被守旧派翻出来大肆炒作，把李定的人品贬得一无是处，以此影射王安石不辨忠奸，任人唯亲。
苏轼在这件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与佛印和尚过从甚密，从这渠道得知李家隐私，所以他对李定的攻击是最热切的。
当时有一位朱寿昌的人与李定是扬州同乡，他的生母刘氏是父亲朱巽的小妾。朱寿昌3岁时，刘氏被转嫁给党姓人家。父亲病故后，朱寿昌放弃官位去寻访刘氏，历经50年母子相见，从而为苏东坡攻击李定提供了另一种类型的道德模范。
苏东坡赞美朱寿昌的诗句“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西河郡守谁复讥，颖谷封人羞自荐”，就对李定进行了极力的讽刺。因此在后来的‘乌台诗狱’中，苏轼被李定大肆报复，怪谁呢？
总之，李定之事守旧派也是在‘孝’字上大做文章，当时神宗皇帝不纳旧党之见，对李定依然重用，章惇举出这个例子其意不言自明。
赵煦凝重地说道：“然杨逸之事与当初李定之事多有不同，李定之母弃子改嫁，李定不为之守孝倒也说得过去，但杨逸之事……”
“陛下，韩氏曾让其长孙到杭州正式宣布李家与杨逸母子再无关系，对杨逸母子的身份拒不承认，既然如此杨逸便算不得李家人，既是两家人，何来祖孙之说？杨逸孤儿寡母在杭州相依为命，十数年间韩氏勒令长子李乐然不得前往探视，对这母子俩不闻不问，杨逸感母恩深重，侍母至孝，如今别人欺上门去对其母横加打骂，杨逸岂能眼看自己母亲受辱？若是如此，请问陛下，杨逸是孝还是不孝呢？他是应该对拒不承认他们母子身份的韩氏尽孝呢？还是应该对生他养他的杨氏尽孝呢？”
赵煦还在犹豫，章惇的说法看似有道理，但有一点却是抹杀不了的，从血缘上算韩氏确实是杨逸的祖母，而韩氏与杨氏之间也是婆媳关系，也就是说韩氏对杨氏的打骂属于情理之中，而杨逸对韩氏的悖逆却是以下犯上，旧党只要紧紧抓住这一点，在大义上还是占着理的。
事情结果如何全在赵煦一念之中，章惇一见赵煦犹豫，顿感不妙，接着说道：“陛下，这事是李家与杨家之间的事，然何李家没人找杨逸理论，反而由韩治与吕希绩出面状告杨逸呢？”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常言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韩氏既已嫁入李家，就是李家的人了，韩家本无权干涉李家的事，现在韩治越俎代庖，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其目的赵煦也明白，只是对方握着大义的名分，所以明知韩治等人别有用心，赵煦也一时无法可想。
就在这时，向太后突然驾临宝文阁，赵煦和章惇只得上前拜见，双方暗战虽然从未断过，但表面上赵煦和章惇对向太后还得恭恭敬敬的。
相对来说赵煦已经算是好的了，当初神宗皇帝更为艰难，神宗一心改革，而当时的太皇太后曹氏却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废，曹氏是仁宗的皇后，而神宗并非仁宗嫡系，神宗的父亲英宗只是仁宗继子，而且英宗在位几年就死了，就当时而论，有曹氏在，她完全可以用神宗擅改祖宗成法的理由，联络韩琦、文彦博等仁宗旧臣把神宗给废了。
因此当时神宗皇帝满怀壮志，却步步如履薄冰，在曹氏哭诉下，不得不让王安石罢相，导致新政势头几度受挫，始终未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和认同。
现在赵煦便没有了这种顾虑，从英宗起他一这系已历三帝，成了事实上的皇位正统继承人，当初神宗对守旧派大臣只能用安抚的办法，而现在赵煦却敢于雷厉风行，在施行新政时谁反对就贬谪谁，态度强硬之极，甚至敢于在上次的宣德门事件中，暗暗打了向太后一个耳光，这事换了神宗是绝对不敢做的。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大义的名分，赵煦掌握了大义的名分，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在杨逸一事上也正因为缺少大义的名分，才使得他顾虑重重。
向太后也不就坐，一拂袖便说道：“官家，这个杨逸堂堂新科状元，竟是这等忤逆不孝之人，这让我大宋颜面何存？如今这事不但传得天下皆知，便是这宫中也是议论纷纷，老身连个安生日子都没了，官家，我知道这个杨逸甚得官家宠信，但此獠如此悖逆不孝，若不严惩何以正视听？何以安天下？难不成让我大宋成为辽夏等国的笑柄？”
“娘亲放心，孩儿正与章相商议如何处理此事。”
“商议？此事还有何好商议？这等大逆不道之人官家若不严惩，岂不是告诉天下人我皇家提倡悖逆不孝？若是连纲理伦常都不顾了，官家打算把老身置于何地？老身不如自请废为庶人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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