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基本的整顿收权之后，郑峙为首的公府垦殖团，也正式开始了对渤泥港城及其周遭地区的经营。还在渤泥国时代，此地就以农业为主，加以渔盐之利，这些也是汉人所擅长的，几乎无缝衔接，并且汉人带来的是更加先进、精细的技术办法。
同时，商业与小手工业，也逐渐被发展起来，能够诞生所谓几大家族，本身就意味着当地在经济上的积累。而郑峙做的，是要继续壮大，为公府建国打基础。
一朵文明之花的成长绽放，需要足够的养分，而滋养南洋“勾吴国”这朵骄花的养分来源，主要有三处，一是当地丰沃的自然水土，二是当地的土着、旧国民，三则是通过南洋航线不断输送而来的汉人，尤其是第三者，那是汉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立足的根基。
从雍熙五年起，每年都有吴国公府从帝国本土征募人口（包括各种技术丁口），从帝国的沿海港口，输送至封地，每次的规模都不算特别大，多者两千余人，少者数百到一千，每年一到两次，但贵在坚持。
一直到雍熙十二年，这个节奏方才放缓，主要由两方面的因素导致。其一是成本问题，即便是造船技术、航海技术以及航海路线都相对成熟的雍熙时代，走正规渠道往数千里之遥的渤泥洲运输一个人，用最极致的办法去压缩成本，平均每个人也得耗费4贯钱往上。
就这，还不包括前期人员的征召集中、物资的准备供应、到岸后的安顿落户，还不排除途中的风险，海上行船倾覆的情况比比皆是，就吴国公府的人口输送，葬身在南海汪洋中的移民，不下四千人，船只 人员损失及相应抚恤，足以让吴国公府肉疼到骨子里。
而各种技术人才、行政管理人员，他们的待遇与要求更高，再加上行政成本，以及垦殖拓荒过程中的损失......种种支出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没办法，吴国公府做事，得“堂堂正正”，走正规的移民程序，代价就是这般高昂。
然，即便以吴国公府的家底，面对这样的输血支出，又能支撑几时呢？事实上，前后坚持了八九年，损失巨大也不动摇，已经是刘晖、刘文渝父子意志坚定了。
这，或许都是吴王刘晖一辈子最坚持的一件事了，虽然其中，劳心劳力操持此事的，乃是刘文渝（在那些年里，刘晖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太和楼内喝酒弹琴，听人议政）。
另一方面的因素，则源于吴国公府内部的牵扯了，准确地讲是刘晖诸子之间的矛盾。刘晖共有五子长成，除长子文渝之外，另有文波、文淙、文泳、文渤四弟。
刘晖从开宝后期开始，在政治上是一直遭受打压的，老子不得志，做儿子也很难在仕途上有什么作为，因此，吴国公府下诸子，虽各有经营，但更主要的，还是指着公府啃老。
爵位问题，刘文渝占着嫡长的优势，很难推翻，但财产问题就有很大讨论空间了，一个个盯得也很紧，尤其是同为嫡出的刘文波与刘文泳二人，更是眼红得紧。
公国拓殖，虽然是刘晖定下的，但也不容你长房如此肆无忌惮的转移财产，那可是二三十万贯钱啊，看得几兄弟是异常心疼，心中更有怨气。
于是，在渤泥洲上的拓殖，从公府的层面，就有明里暗里的阻挠。刘文波、刘文泳二人，又时不时地跑到老爷子那里告状、诉委屈。二兄弟有一句话倒也没说错，再不节制，公府下属的财产都要被刘文渝搬空了......
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渤泥洲方向，来自吴国公府从帝国本土的输血放缓了，甚至陷入了停滞。然而，经过近十年的不懈支持，以及郑峙等人的辛苦经营，渤泥洲的开拓也日见成效，不只是渤泥城，还向外扩散到几乎整个北部渤泥洲，将原渤泥国最传统统治区域都正式囊括治下。
在渤泥国统治时期，其盛时都城人口也就逾万，这个数字在雍熙十二年的渤泥城，已然突破两万，其中汉人就占一半多。
而能供养一座两万人口的城市，本身就是一种最直观的开拓成果展现，毕竟这意味着足够的物产供应。当然，达到这等程度，其中的辛苦与牺牲，也是难以计量的。
对公府来说，最大的损失，要属于郑峙的病逝了，这个开拓前期最主要的执行者，也是最重要的控局者，更是最大功臣，在长期的劳累与辛苦中，染上疾病，暴毙而亡，而其留下的，是一个初具雏形的南洋吴公国。
当然，对郑峙之死，惋惜之余，吴国公府也给予了足够的尊荣，封其为马驿伯，以其子郑台继嗣。（马驿位于渤泥城西南方向三百余里，郑峙于其地置镇，名为马驿。同时，各大封国下属的爵位，与帝国本土有一项最大的区别，那就是世袭罔替，不存在降等一说，这也是帝国内部许多人愿意往外闯的原因之一）
同时，还在渤泥城内，给郑峙立庙、树碑，叙其功勋，让后人永以铭记。因其最初是以参军之职主持对渤泥洲的开拓，其庙名“参军庙”。在渤泥洲内，参军之职不只一人担当，但参军庙纪念的独指郑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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