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犹豫就又是十年，吕宋本岛东南部渐渐成了土人的“革命据点”，吕宋北部也因时局动荡而人心惶惶，经济一落千丈。而英华战略重点又集中在了亚非之交，正为苏伊士运河而竭尽全力，当局不得不痛下决心，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吕宋问题。
此时人人平等之势越来越入人心，国中“清流”之势大盛，刘墉的形象愈加高大。以杀戮解决问题的政策难以摆上台面，最终争论下来的结果是，既然难以相处，就别待在一起了。
当两院通过《吕宋华土分立事案》时，一国沸腾，无数国人痛哭失声，甚至有人冲上天坛自焚，军队都出现了不稳迹象。反对此案的上层人士更聚于未央宫大门前叩阍，要求皇帝出来主持公道。恰逢太子出事，皇帝卧床，若非如此，皇帝还真可能与两院和政事堂干一仗，英华国宪将面临重大考验。
让国中人心近于分裂的原因在于，此案是一项议和案，英华与吕宋土人独立势力言和，将本已纳入英华版图的甘州（民都洛岛）、丁州（巴拉望岛）和沙瑶岛（棉兰劳岛）割出去，设为外藩属地，所有不愿融入华夏的土人，全都搬去这三座岛，自己建国。虽然名义上还是英华藩国，其实已是异国。
这还是英华立国以来第一次言和退土，国人志气大受打击，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英华国体稳固，仁人大义渐渐占据主流，即便是王道派，也不好再妄论杀伐，这毕竟是一项大义，是“政治正确”，同盟会渐渐势大就是明证。
不好大动屠刀，那就只能赶出去，反正那几个地方多年垦殖都没什么成果，殖民公司转手无数，谁接谁破产，看似岛子都大，其实毫无实利。英华最不缺的就是地盘，将这些荒岛丢给土人，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
此策虽损国人心气，却是两厢折中的最佳办法，即便丢了面子，但执政的同盟会为了里子，也顾不得这么多了。以“弃虚荣，存实利”为理由，推动两院勉强通过了此案。
同盟会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不仅那一届宰相只作了五年，开宰相第一次未能连任先河，在两院里的席位也暴跌半数，“腐儒卖国”的帽子更一戴就是几十年。
这项议案也开了中洲民族独立运动的一扇窗户，尽管之后执政的共和会更重王道和帝国尊严，但面对南洋，尤其是马六甲、苏门答腊一带那些被英华带着初开民智的土著所掀起的独立浪潮，共和会也不得不以利为先，依循吕宋先例，容土人独立建国。西元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中洲变动就来自于此，再之后天竺动荡也源于此势。一连串新国家出现，天竺也进入分治时代。
刘墉作为此势的道义肇始者，来历也在割三岛时代被国人连根挖出，形象从仁善大德沦为清遗汉奸，吕宋太子集天庙里的刘墉石像，不是被泼上粪水，就是被砸掉手臂，甚至还断过头颅。
历史长河从来都是蜿蜒曲折的。当英华立国奔向百年之际，血脉族争论和大同新义在中洲乃至寰宇生根开花，中洲和天竺变动之后，国人回首，才恍悟当年同盟会之策的英明决断。
在英华所割三座岛上创立的土人国家，不仅没有建起领导者所谓的“土人天国”，反而日日争斗，残酷烈于与英华争斗百倍。原本是一个国家，不到五十年，就分裂为十多个名为国家，实为部落的群体，相互征战不止。
英华在吕宋本岛人口已达千万时，这三座岛上的土人人口依旧没突破百万，除了一些粗糙的农业，经济支柱全来自种植园，而种植园又由英华资本控制。这些国家的统治阶层与英华资本紧密勾结在一起，欢快地压榨底层土人。
三座岛所聚起的几座稍具规模的城市，乃至日后马六甲、苏门答腊兴起的土人城市，全都是英华势力范围。华人在这里尽享贵人待遇，土人自甘为奴。不仅租界林立，“土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华语牌子更四处高挂。
百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阴云密布时，南洋土人国家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国家里的“革命派”不断呼号，恳求英华“接纳游子”，甚至有国家全民投票，百分之九十赞同“回归母国”，可得来的全是英华的冷脸。
这时候在英华国内，谁要抱着开疆拓土的虚荣之心，鼓噪接纳它们，谁就要被骂作国贼。
南洋的百年变动，被英华历史学家概括为“吐故纳新”，而英华为什么能完成这样的吐纳，国人不得不承认，是刘墉这样的人所坚持的仁人之义，是天人大义应于国家和民族内外时的延伸。有这样的大义，英华才能守住根本之利。若是没有这一道人心底限，只图快意恩仇，以屠刀相向，土人蛊毒终究会留在英华体内，不知什么时候发作，溃及心肺。
于是刘墉的形象再度转变，不仅吕宋太子集天庙被修缮一新，石像变作了铜像，这一段历史也成为夫子们教导学生仁人大义的典范，成为英华治政的宝贵经验。
若是刘墉地下有知，回首自己前生，再看自己身后世事，不知会有何感慨，就如同时代著名政论家袁枚所评那般：“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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