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肆此时对农人的想法是“借用力量”，源自他遇到的第二个大麻烦，广东工商也开始逼宫了。
严格说起来，这还是天王府的军政架构很是混乱，不适应局势飞速发展的原因，他这英华一国连场大胜，东路将清兵赶出了广东，还占了南澳威胁福建，西路败了清廷三省之军，整个广西眼见都是囊中之物。最危险的初生期已经度过，聚在英华大旗下的文人和工商，都急不可耐地伸手要分花红。
“好！那咱们就兴这摊丁入亩！可咱们不是满清，不仅只说，同时还要做，而且言行合一！”
李肆心念转动，下了决断，要将“摊丁入亩”一事，当作一个切入点，不仅吸聚农人之心，还要调整天王府政务架构，同时借此而上，砥定他英华一朝的治政根基，兑现他最初立国时许下的承诺：“英华是众人之国”。
历史上雍正搞“摊丁入亩”，不过是顺应自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以来的发展大势，基本背景是以银代役之后，人头税，也就是丁银的实际征收越来越艰难，越来越跟实际脱节。满清入主华夏，延续明时赋税制度，丁银征收以万历黄册所统计的“丁口数”为根基，已经完全脱离实际，各地州县按都图甲摊派到户，而实际被征收的对象，跟籍册上的户等资产根本对不上。各地州县对“丁银”的征收从来都头疼无比，还要花相当多的时间精力来造假账，让他们的丁银帐目看起来是每年在变动的，毕竟这税是人头税，人变税就得变。
实际经理政务的地方官员一直都在作各种尝试，比如广东，早在明末，就有州县已经在推行“丁随粮走”的权宜之计，实质上是将丁银摊分到田亩里，只是在账务流程上，还保留着基于黄册的都图甲丁银体系。原本历史上也是广东最先推行摊丁入亩，从康熙五十五年就开始了，因为这里基础最好。
李肆前世有很多人将“摊丁入亩”粗浅地看作便民利民政策，认为这是均衡贫富，解放了人身束缚的“仁政”，这是绝大的误解，当然也是满清文人刻意渲染出来的结果。这桩政策之所以成型，根本缘由是货币取代劳役和实物税的过程里，传统政府被迫从直接到人头的传统税收体系，退步到基于田地的间接税收体系上，是明代一条鞭法的必然延续。
“摊丁入亩”是货币深入到最底层的生产生活中的必然趋势，原本的丁银是代役性质，既然是银子，既然是货币，那天生就是要用来交换的。政府要收银子，就不能不放开赋税意义上，对草民框起来的人身束缚，只从草民耕种的田地上去收，这个转换在逻辑上也是必然过程。
这一策并非雍正即位后才推行，康熙推行丁银定额，“永不加赋”后，广东等地就已经开始推行，雍正不过是推之全国。而论其实质，仅仅只是帐目层级的财务制度调整，却能在后世留下“善政”的大名，传扬颇远，满清文人手笔的力道，由此可见一斑。雍正其实不懂这方面的事，给年羹尧的奏折里就自承过他不了解此事根底，要年羹尧提意见。
“摊丁入亩”的结果是什么？各地州县不必再假造另一套帐目，而是跟着田产籍册走。实际摊丁的办法，有一省通摊，有州县分摊，将丁银按田亩数量摊分的，有按田银数量或者田产粮食摊分的，实际操作还是各地方自己看着办。而且这行动也非在雍正朝就完成了，大多都延续到乾隆朝才完成，甚至有的省份，比如山西，直到道光年间才完成帐目上的转换。这一桩政策，绝非什么轰轰烈烈的改革，而是顺其历史必然，被迫一步步完成的。
至于“摊丁入亩”解除了什么人身束缚，这说法仅仅只有纸面上的意义，原本丁银的人身束缚就是空对空，将其混淆为实际的人身束缚，很是可笑。丁银自晚明就跟实际情况脱节，少有谁因为要收丁银就少生儿女的，也少有谁因为丁银限制而不能外徙的。一条鞭法后，人身束缚就很少再跟赋役有关，更多是跟职业和社会管控有关。“摊丁入亩”之后，原本用来造假的都图甲户籍制度渐渐消亡，而实际束缚人身的保甲制度又兴起了。
“我们做这摊丁入亩，要让农人感觉到实际好处，同时呢，该收的银子又不能少。”
李肆如此交代天王府的参议和尚书厅户科官员，众人面面相觑，这话里的意思，那就是要劫富济贫了？
“好处不等于就是少收银子，而是确立一桩清晰可见的规则，以后他种多少田，交多少税，都能心里有数，不必再受乡绅和官府欺凌。”
李肆话锋一转，说得众人点头又摇头，点头是因为，这可是千百年来农人的理想之一。少收多收都是其次，农人最怕的是对自己的负担心里没底。为何每年青黄不接时，农人会生活困顿，乃至于卖物举债，难以预料的天灾是一桩，而难以预料的人祸，也就是赋税又是一桩。如果能清楚自己的负担，他就能早作规划，预先应对。
但大家摇头的是，这事怎么可能办到？收税都得靠民间乡绅帮着收，满清连自封投柜，也就是让农人自己交税，都还没搞出个名堂，他们这英华新朝，就算借着新立之国的威势，能压得地方官和乡绅不乱伸手，也难给农人划下一道清晰界限，让朝廷和地方都说到做到，不给农人多余摊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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