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杨震很清楚今年到明年，正是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间。频繁的天灾，再加上日伪军的不间断扫荡带来的人祸，使得敌后根据地，尤其是华北根据地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至于那笔资金，杨震判断很可能是为了华北各大根据地求援的。抗联已经提供给了中央一笔美元，陕甘宁边区的资金倒是不缺。中央甚至还用这笔美元，赎买出了一大批来东北路上，被扣留的教授和学生。
美元这种硬通货对于国军上层，以及那些识货的中下层军官来说，杀伤力远比法币，甚至现大洋大的多。用这笔美元在重庆几十万大军的严密包围之下，打开一条走私通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同时在重庆也可以对换到足够的法币和现大洋，从盛产棉花的关中平原和甘肃陇东地区，走私到足够的棉花。再加上陕甘宁边区今年一百万斤的皮棉产量，足以满足陕甘宁边区自身的需求。
重庆方面对陕甘宁的封锁，虽然相当的严密，但是也不是异常的严密。只有有钱开路，中间还是有许多的空子可以利用的。不过单单通过走私，能不能满足差额，却是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但现在财力还相对充足的陕甘宁边区，不会太过于窘迫就是了。
但是美元这种外汇，在大后方是硬通货。到了沦陷区，对那些商贩们恐怕就不好使了。对于那些商贩来说，美元即便是挣到了也没有地方花。无论是走私商人，还是借机发财的伪军，人家认的是黄金、现大洋，哪怕是鸦片和法币。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既然关内部队自身解决不了，那就抗联来解决。还是那句话，虽说各个根据地在大部分的时间之内，都是各自为战。但是全军，无论是关内还是关外，都是一盘棋。缺了车马炮，这盘棋还怎么下？
不过杨震虽然下定了决心，但却没有立即回答李延平的话，而是沉思了一下道：“总指挥和李主席，对中央的这个要求，有什么想法和建议？毕竟他们是主管地方的，整个北满根据地今年越冬所需的物资，他们要清楚的多。”
对于杨震的反问，作为军区代表参与过这个问题研究的李延平，想都没有想的答道：“总指挥和家兄的意思是，将我们目前今年结余下来的六千两原本偿还对苏贷款的黄金，以及目前仅有的库存二百万银元全部上缴中央我们一分都不留。”
“同时调拨一批人参，高档皮毛，以及其他的比较值钱的东北土特产，以及所有库存的鸦片，上缴给中央作为在部分活动经费使用。在关内的很多地区，鸦片也是一种硬通货。甚至比法币还好用。”
“至于棉花的问题，他们也在犹豫，是不是和中央说明一下我们这里的困难。棉花要给，但希望中央是否考虑到东北的实际情况，减少部分数量？毕竟我们不仅仅是几十万大军需要换装，还有根据地的老百姓也一样需要冬装。”
“按照根据地目前人口的总数和实际需要，他们认为拿出二十万斤还是可以支撑的。再多，恐怕就会影响到根据地内百姓的民生了。毕竟与还能搞到一些棉花的华北和陕北相比，东北距离棉花产地实在是太远了。”
听罢总指挥和李延禄的意见，杨震站起身来踱步良久，才抬起头道：“我的意见是黄金和银元按照总指挥和李主席的意见办，但是上缴给中央棉花的数量不仅不能减少，还要酌情再增加二十万斤。”
“不过在考虑到我们自身的困难，我建议我们采取多条腿走路的办法。一告诉张镇华，全力挖掘库存底子，看看我们手中的棉花和冬装的库存实际数量，以及去年开春部队换装下来的旧冬装中还有多少棉花可以进行重复使用。”
“去年冬季，我军大部分时间转入休整，作战的次数和规模并不大。对棉衣的损耗，应该是不算大。就算冬装的面已经磨损，但是其中的棉花应该还能有部分可以循环使用。制作冬装，不见得都必须要新棉花吗。只要保证保暖性，我看今年的冬装参上一些旧棉花一样可以使用。”
“同时我们要挖掘我们手中缴获的日军冬装数量，以及军大衣的数量。如果数量可以满足需要那么对二线守备部队，以及各大机关工作人员、航空兵地勤等非一线作战，不需要进行敌我识别的人员，可以配发一部分缴获的日制冬装。棉鞋如果数量充足，可以全部使用缴获的日军棉靴。”
“二在原有的采购计划上，适当的做一些调整。如果我们手中的库存粮食数量还算充足的话，可以抽调出一批粮食以及肉制品，与苏联方面交换部分棉花。虽然基辅会战之后，苏联主要粮食产地丢了。但是棉花的主要产地中亚地区，还是在他们手中牢牢控制着。”
“我们用粮食交换棉花，也是之前的惯例了。我想这个问题，并非是与苏联方面无法谈的事情。三到四万吨小麦交换一万吨皮棉的生意，我看还是可以做的。丢掉了乌克兰的苏联人现在不缺棉花，缺的是粮食。他们在中亚地区棉花的产量，还是相当大的。这种交换，也算是一种双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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