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再次下了起来，呼啸着的寒风仿佛有无数的鬼魂在其中哭泣，声音低沉、凄厉、尖锐而刺耳，不少树木在风中剧烈地晃动着纤弱的身子，沾满了黄色叶子的枯枝不停地颤抖着，像是在祈求那股无形的力量对自己高抬贵手。
濛江，伪警务厅。
几个头戴樱星钢盔，身着黄呢子军大衣的日本兵在大门外笔直地站着，宛若一杆杆挺立在地上的标枪，脸上的神情冷峻、肃穆，不含半点人类应该具备的感情，就像大理石的雕像那般冷漠，一把把三八步枪枪口朝下悬挂在肩膀上，雪亮的刺刀在黯淡的月光下散发着诡异的光泽。
周围，时不时地还有一队十来人的日本兵来回巡逻着，厚重的皮质军靴踩踏雪地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传来，沉闷而沙哑，腰间的明治三十年式子弹盒被擦拭得铮亮，一双双细小，深沉的眼睛不停地透过防寒眼镜的镜片散发出阵阵犀利、森冷的光泽，领队军官手中的大功率军用手电筒更是不经意地投射出一道道明亮、刺目的光泽。
合着漫天飘忽的雪花，四下里的气氛显得异常的紧张而肃穆。
二楼，一间宽敞的房间里，台灯依旧亮着。
一身睡衣的岸谷隆一郎盘膝而坐在柔软的榻榻米上，豆粒状的眼睛时而紧闭，时而像受到了刺激的食人花一样猛然地张大，若有所思地瞅了瞅空荡荡的四周，眉头也时紧时松，时聚时散。
凄冷的风，透过百叶窗的缝隙鬼鬼祟祟地钻了进来，在空气中吹卷起一阵又一阵宛若菜刀在砧板上切割肉片的尖锐、刺耳的声音，让人不由自主地打从心里产生一种神秘而怪异的感觉。
岸谷隆一郎眨巴着眼睛，浓密的眉毛不安分地抖动了起来，白净斯文的脸也在一瞬间有了一种被一桶冷水浇注在了其上的感觉，冰冷，疼痛，但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回想起刚才“大讨伐”指导官野副昌德少将打来的那个电话，他就打从心里感到一阵懊恼而委屈。
电话里，野副昌德先是向他告知了“抗匪”袭击花园口镇警察署，劫走了一批物资，“杀害”了一百多名“帝国勇士”，以及最高指挥官伊藤正成玉碎的消息，紧接着，便不留情面地将他训斥了一通，说什么花园口镇在岸谷隆一郎的管辖范围之内，部队这些日子的麻痹、懈怠、轻敌、大意都和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还说什么他这个在蒙江县的“讨伐”前敌指挥官没有全面的考虑到击毙杨靖宇可能会给部队造成的负面影响，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之类的。
总之，什么难听的话，野副昌德都骂了，与以前对他的赏识、器重截然相反，那个时候，野副昌德简直就把他当成了一个用来击打发泄的沙袋，一个用来倾泻自己怨愤与不满的出气筒。
他自然很是恼火，击毙“匪首”杨靖宇他应该局首功，重创在这一带频频“骚扰”皇军的“抗匪”，山林队，他岸谷隆一郎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因为花园口镇出了一点“治安”问题，这位指导官，将军阁下就这么劈头盖脸，像老是训斥小孩子一样把他如此训斥了一顿，未免太小肚鸡肠了吧？
可是，在等级森严的日本军队里，面对高出自己一级，还是个将军的长官的训斥，他能做什么，能像对待下属，或者是那些只有狗一样的地位的“满洲国”官员大发雷霆，出言反驳吗？当然不行，他只能强忍着痛把被打掉的牙往肚子里咽，在电话里不停地重复着“嘿”这个日文单词。
他哪里知道，野副昌德也是刚被关东军司令长官梅津美治郎大将叫到远在新京（长春）的司令部里教育了一番，措辞虽然不激烈，声音听起来也十分的平和，但是，却让野副昌德有了一种鬼门关前游一回的感觉，想想这一年多来自己在“大讨伐”中殚精竭虑，“剿灭”多支山林队，重创抗联第一路军，击毙“匪首”杨靖宇，为南满一带的“治安”做出了如此之大的贡献，梅津司令官阁下居然为了一个小镇上的一个相当于被挠了一下痒痒的“治安”问题小题大做，连夜把自己叫到司令部训斥，还逼着自己立下了三个月“肃清”“抗匪”的军令状，他怎么想都打从心里感到窝火和不是滋味。
梅津美治郎是肩扛大将军衔的司令官，更是早年参加过日俄战争，并且在旅顺争夺战中参加过肉弹冲锋，因作战英勇负伤而得到过睦仁天皇授予的金鵄勋章的陆军元老，他一个个小小的少将惹不得也碰不得。
所以，憋着一股子怨气的他只好把岸谷隆一郎，这个低他一级，且直接负责濛江县一带的驻防和治安的下属劈头盖脸地责骂了一通，发泄发泄压抑着的戾气。
就因为这么一点小小的“治安”问题，野副将军就将我如此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难道，我往日立下的功劳，甚至击毙“匪首”杨靖宇的努力，他都视而不见了吗？“抗匪”是条百足虫，死而不僵，而且，中国对我们心怀怨愤者甚多，每一个中国人都可能在一怒之下成为“抗匪”，要彻底地肃清“抗匪”，岂是这么容易的事，当年的陆军铁腕人物，已经逝去的武藤信义大将，不也没能将“抗匪”根绝吗？野副将军，你何必为了这么一点小小的“治安”问题把我数落得那么的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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