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一桢又接上杜文杰的话题说下去：“他曾在蜀地开科取士，取中一名姓张的状元，张状元的外表学问都很优秀，容貌长得像美女一样娇艳，张献忠对他非常宠爱，吃饭睡觉都形影不离。
“他还好男宠？变态！真是变态！”
“可是有一天，张献忠忽然对左右随从说：‘我很爱这个状元，一刻舍不得他离开，还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整天牵肠挂肚。’于是将张状元砍成好几块，用布囊装了挂在床边。”
“这也忒不可思议啦？他这是什么好男宠的怪癖？这纯属是一个杀人狂魔的又一个借口而已！”
“紧接着，他又悬榜，诡称开科取士，召诱士子前来应考，令人在地上挖掘一个深三四丈的大坑，待这些寒窗十年的读书人来到青羊宫考场后，就被张献忠下令推进土坑活埋。”
“这些士子怎么招惹他啦？是挡了他进军的道了，还是破了他发财的梦？”
“那就是他自私残暴的阴暗心里作祟！既然这些士子不能为我大西国朝庭所用，那我张献忠也绝不会留给后来的人用！多肮脏变态扭曲的心里呵！”
“不仅如此，张献忠还创造发明了生剥皮法，就是在人皮还没有被完全剥下而人已经死去的，就拿刽子手抵死，属下的将卒还以杀人数目的多少而邀功。
若属下表现出不忍心的神情，张献忠就将他们处死，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而被剥皮。”
“这个千刀万剐的贼头，总有一天会遭报应的！他会不得好死！”有个特战队员愤愤地骂道。
“是呀，当时，社会就流行这样的顺口溜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平民被杀完了，张献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
川中自从遭到张献忠的杀戮，城内都杂树成拱，野狗吃起人肉像虎豹那样的凶猛，在路上咬死人，不吃干净就四处乱窜，百姓大多逃往深山中，穿着草编的衣服，遍体生着长长的绒毛。
顺治三年（1646年），在四川已经赤地千里之后，张献忠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他焚烧了成都的宫殿庐舍，率众出四川北进，沿途还想尽杀川兵，统率川兵的属下将军刘进忠听到这个消息，连夜逃跑了。当清军到达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二十户人了。”
“二十户人了？那还不及现在半个生产队的人口？那成都城不就全空了吗？”金成武问道。
“岂止是空了，在川北南充一带都发生了‘虎灾’，人没啦，成群结队的老虎，便从山上肆无忌惮走下来，把老百姓作为猎物，为此死伤了不少人，老百姓由于人少，对付不了老虎们，甚至连吃人的野狗都无可奈何。”军事专家杜文杰解释道。
“啊？当时的四川竟然惨到那种程度？”
“我考，当时的四川怎么成这样了呢？难道都是张献忠造的孽呀？”有个特战队员不甘心地问专家。
竺一桢回答道：“这一段黑暗岁月被记录在《明史》之中，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的时候，明帝国人口总数是60692856，而四川省的总户数是26万余户，人口总数为310余万人。
310余万人还只是个保守的数字，因为按当时的税收制度，许多家庭为逃避税收，出现了大量的“黑人黑户”，他们并不在310余万的数字内，但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时，全四川的人口也只剩下9万余人，其中成年男子总数只有18090人左右。
1647年，张献忠余部联合南宋南明王朝抗清，复据资阳，继而互相攻占，资阳赵应贵到简州号召人们奉行南明永历正朔，立五营中军旗鼓，大张声势，不久收复该县境。
1648年，四川兵匪各据一方，互相残害，盗贼横行，虎豹遍地，三五成群，不分昼夜，飞腾上屋，浮水进船。更有恶狗百十为伙，撕人如虎，夜晚遭遇，一狗叫起，群狗都拢，扑咬行人，不是多人结伴，不敢逃荒。
最可怕的是瘟疫，战争漏网的人，脚胫生疮叫马蹄瘟，传染不治，死人很多，农事荒废，杀人当饭，饥饿的平民，孤身躲藏，剐树皮，挑野菜，刨蕨根，苟延残喘。”
军史专家杜文杰也义愤填胸地骂道：“张献忠是个灭绝人性的罪人，而且是四川人民的千古罪人！遗臭万年、永不翻身的罪人！他对四川人民毁灭性的屠杀，导致了巴蜀文明的毁灭，历史的严重倒退！
四川人费密是张献忠同时代人，他所作的《荒书》中就记载了张献忠屠成都一事，张献忠攻打成都时，屡屡受挫，其伤亡较大，当最终攻下成都后，他开始渲泄这种压抑的愤怒，城中不分贵贱，展开屠杀达数日。
先杀他的卫所指挥千、百户，后杀僧人、道士、匠作、医士等，杀了之后就投南门外大桥下，同时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成都东门外，只有少量藏起来的婴幼儿及妇女得到幸存。
在其攻克重庆后，也同样进行了血腥的屠城，城中的人几乎被杀绝，只有极少数人的秘密藏了起来，没有被发现才免遭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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