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大气的政治家是自己显得窝囊，而人们得到更多的实惠，相反，自认为伟大的政治家是人民痛苦自己伟大。“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臣，不可以言谋。”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主导文化氛围里，人们不愿意接受失败的英雄，似乎只有干得轰轰烈烈的人才是英雄，否则就是狗熊。
人们之所以蔑视刘禅，除了在位时间太长外，其实就是文化的因素。因为阿斗的谋略是从长计议，不考虑一时一事的得失，同计较一时一事的面子政治思维背道而驰，必然触犯了以儒家的思想为主流的上层传统的观念。
历来各方专家对后主刘禅的评价一直囿于暗弱无能、贤愚不辨，其中最大的一个诟病就是不战而降、苟且偷安。“乐不思蜀”一个词语让刘禅彻底被定格为一个反面人物，被认定是个没皮没脸的窝囊废，从而对其进行口诛笔伐。
司马昭若想杀刘禅，可谓易如反掌，身为阶下囚的刘禅，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想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就必须让司马昭觉得他懦弱无能、不足为虑，而“此间乐，不思蜀”正是刘禅所释放的一个烟雾弹，给司马昭留下了：“我无忧矣”的好印象，成功地保住了性命。
在当时的环境中这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堪称上上之策。比如后来的南唐后主李煜，本来就是“文人”与“帝王”错位的一个人，在亡国被俘后，写“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难道还会有生还的可能吗？结果当然是赵匡胤的一杯毒酒。在这个问题上，刘禅实在是一个能称得起大智若愚的智者了。
司马昭见刘禅实在是个愚蠢昏庸无能的角色，留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危害，就没有杀他，让他闲居洛阳。刘禅深深为自己感到庆幸，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劝谏他砥砺意志，劝他不忘先帝统一天下的遗愿，再也没人干涉他纵情酒色了。他很快习惯了为人臣的生活，看上去他也已经把远在故国的一切以及过去拥有的一切都一并忘掉了。
综上所述，蜀汉皇帝刘禅有容人之量、头脑清楚、知人善任，而且，乐不思蜀并不简单的就等同于没皮没脸没心肝，所以，刘禅不是昏君。历史也应该还他一个史实，刘阿斗也是大气的政治家，只是生不逢时身不由己而已。
十二刘备敕刘禅遗诏以及诸葛亮的《诫子书》
刘备年少时虽然不爱读书，但是光复汉室平天下的大志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使他深知遵循儒家政治思想对角逐天下的重要性，因此，他十分注意自身品德、人格的修养，注重树立贤德之君的风范，临终时仍不忘留下遗诏告诫儿子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唯贤唯德，能服于人。”
正是这个“唯贤唯德，能服于人”的基本政治理念，铸就成了刘备一生的受人尊敬的个人品德。也自然成为历史上最有人缘的平民皇帝了。刘备这个特定历史人物永恒的政治价值就在于：在中华帝国的历史舞台上，儒家政治思想是永恒的主流。
其实刘备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这个给儿子的训言。在创业初期，刘备一无兵马，二无地盘，丹所到之处都深受礼遇和尊敬。被吕布打败后他投靠依附曹操，甚至连曹操都因为他的品格而“厚待之，以为豫州牧”，帮助刘备反击吕布。吕布势力被消灭后，曹操回到许都表荐刘备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
曹操是何等有见识的人物，高傲的他如此尊重刘备、称赞刘备，主要在于刘备既有雄才又深得人心。后来，刘备“讨伐汉贼”，荆州之战由于跟随的民众太多，部队行进缓慢，终于被曹操率轻骑日夜兼程追上，刘备遭受大难，妻子死难，刚满周岁的儿子阿斗也差点失去，只剩下数十骑，几乎全军覆没。刘备为维护自己的个人品格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赢得了千秋万世的赞誉。
东晋史学家凿齿评论道：“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正是由于刘备的个人品格有很强的吸引力，当时被曹操打散的部队很快就又集结到了刘备身旁，参加了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后，已经归顺了曹操的很多原荆州刘表的部下又纷纷投奔刘备麾下，从而打下了“济大业”的基础，开创了“济大业”的全新局面。
正因为品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刘备才会在自己的遗嘱当中言之凿凿：“唯贤唯德，能服于人”。这种个人品格虽然深深打上了儒家政治思想的烙印，但是在今天看来仍然还有十分现实的家庭教育意义。同时，皇帝老爸刘备的敕刘禅遗诏也使刘备的形象到此忽然又高大了起来。到了这里刘备总算称职了一回，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失职之后，他总算做了一回合格的父亲。
古代家训，大都浓缩了作者毕生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学术思想等方面内容，不仅他的子孙从中获益颇多，就是今人读来也大有可借鉴之处。三国时除了刘备的敕刘禅遗诏之外，蜀汉丞相诸葛亮被后人誉为“智慧之化身“，他的《诫子书》也可谓是一篇充满智慧之语的家训，是古代家训中的名篇。文章短小精悍，阐述修身养性、治学做人的深刻道理，读来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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