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究刘秀不能独行柔道的原因，首先应注意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此外，也与他的学术素养有关。他本是儒生出身，骨子里渗透的是儒家学说，而高度强调以柔克刚，是典型的道家之论。对于君主来说，要以柔克刚，必须雍容垂拱，无为而治，这是刘秀所不愿为的。
史称他“听朝至于日昃，讲经至于夜分或与君臣论政事，或说古今言行，乡党旧故，及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侍对之臣，莫不凄怆激扬，欣然自得。虽非大政，进止之宜，必遣问焉，所以劝群能也”。皇太子对他说：“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道，今天下自安，愿省思虑，养精神，优游以自宽。”他却回答：“吾自以为乐矣。”（见《后汉纪》卷八）对于勤于政事的君主来说，具有进取精神的儒家学说才是最适合他的。
孔子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见《左传》昭公十二年）意思是刚而能柔，柔而能刚，宽猛相济，才能成治立功。这才真正是刘秀治国之道的思想渊源。他本人所说“亦欲以柔道行之”，不过是顺着宗室诸母口气而言，表达一时愿望而已。能否实行，何时实行，还得具体条件而定。
如果说刘邦是一位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甚至还有点流氓气的草莽皇帝的话，那么建立东汉王朝的刘秀则是一位仁慈厚道、温文尔雅、具有儒者气象的开国君主。两人夺取政权创建王朝的时代背景不同，个人气质和文化素养也各不相同，因而其夺取政权治国平天下的谋略和权术也大不一样。
早在起义时期，刘秀就在延揽人才方面有所体现这种“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以诚信待人，从而赢得了各方人士的支持和拥戴。刘秀在河北打败王郎后，汉军按刘秀命令搜查王郎的宫室，意外地搜查出许多汉军将领写给王郎的信，其中多有诽谤刘秀、献媚王郎之辞。此事向刘秀报告后，那些写过信的将领万分恐惧，一时间人心浮动，全军不安。
刘秀当然考虑到，一方面，如今天下未定，战事方酣，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一些将士暗通王郎，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也可以理解；另一方面，写信者众多，法不责众，决不能轻易惩处。于是，刘秀对这些搜来的信函一封也不看，就命令部下把这些信函当众焚毁，并说道：“让那些辗转反侧的人得以安眠吧。”这一举措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特别是那些写过信的人更是万分感动，刘秀的超人度量赢得了人心，使将士们愿意为他效命，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更值得称道的是，刘秀能团结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对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刘秀也能捐弃前嫌，信任有加。刘秀称帝后，想攻取洛阳作为首都。洛阳守将是更始大将军朱鲔，此人曾参与杀害刘的阴谋，后来又力劝更始帝不要让刘秀渡河北上。他自知深深得罪了刘秀，因此当汉军来攻打洛阳时竭力防守，汉军攻打了几个月也没能如愿以偿。刘秀派昔日朱鲔的部将岑彭前去劝降，朱鲔在城头对岑彭说：“我自知罪孽深重，哪敢投降？”岑彭回来向刘秀如实报告。刘秀请岑彭向朱鲔转告：“干大事者不记小怨。他如果投降，朕不仅不杀他，而且还保留他原来的官爵。朕对黄河起誓，决不食言。”
岑彭再到洛阳城下，向朱鲔转告了刘秀的话。朱鲔将信将疑，他从城头放下一条绳索，对岑彭说：“如果你讲的是真话，请你顺着绳索爬上来。”岑彭抓住绳索就爬。朱鲔见状，乃知是真情，立即同意投降。他把岑彭迎接进城，叫人用绳索把自己绑起来，与岑彭一起前往刘秀处听候发落。
刘秀见朱鲔自缚前来投降，急忙下座，亲自为他松绑，向他表示慰问，随后即叫岑彭连夜把朱鲔送回洛阳城。光武帝对杀兄之仇人竟然如此宽厚，使朱鲔极为感动，翌日清晨，朱鲔就举城投降，迎纳光武帝。光武帝立刻就拜朱鲔为平狄将军，后来朱鲔又官至少府。
刘秀的诚信还表现在用人不疑之上。他深知方面之任，权不重则事不专，事不专则功难立。所以他尽可能放手任用臣下，使他们无后顾之忧，或攻或守，或进或退，都可以相机权变，从容制敌，取得胜利。
“以诚信延揽英雄”，可以说是光武帝能够夺取政权的最重要的谋略。他曾这样说过：“今天下散乱，兵革并兴，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刘秀之所以最后取得胜利，建立东汉王朝，这可以说是他政治谋略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
统一全国以后，为了巩固东汉政权，刘秀仍然注意“量时度力”，处理军事、政治斗争中的各种矛盾。建武27年，臧宫、马武上书刘秀，主张乘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无力”的时候，对匈奴用兵，刘秀不准。
他说：“黄石公记曰：‘柔能胜刚，弱能治强。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功。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苟非其时，不如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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