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划下了最后一笔之后，老蒋便再也不瞅一眼桌上那份他刚刚签下的“城下之盟”，掉头就向机场走去。
对他来说，那份对这摊开的文件，甚至比他在东征时的狼狈不堪还要令他倍感耻辱。就连平素在任何场合他都不愿在表面怒目的周恩来，这次他也正眼都没瞧上一眼，当然走时就更谈不上要假惺惺地去握一下手了。
历史还是按照原有的轨迹往前走去，唯一不同的是，载着老蒋以及被囚的陈诚等大批军政大员的飞机，换上了突击营的伊尔。
不过，老蒋任何人都没理睬，却始终盯着孟遥。
除了飞机的因素，吃了这次惨痛教训的老蒋，自然对孟遥此刻与周恩来、杨虎城等他睡觉都会睁大眼睛的人物待在一起，只会更加不爽和警惕。所以，走到门外，他一看孟遥竟然没有跟上来，立刻就停下脚步大喊了起来：
“孟遥，这里事情都已结束，你还是跟我一起回去吧。不要说话，任何话我都不想听，你只要跟我走就行。”
真正是吃一堑长一智了，孟遥无可奈何地站起身，然后看看早已起身准备去送一下老蒋的周恩来：
“周先生，余波未平，为了不节外生枝，我还是同机返回吧。”
嗯，周恩来马上伸出手，紧紧握住他的手道：
“我也是这样想的，只要我们的主要目的达成，其他方面就不要再激怒我们这位蒋先生了。这样吧，你就先陪他回去，我们再找机会长谈。”
除了孟遥之外，谁都没想到，甚至包括宋美龄在内，张学良第二天便被软禁了起来。
几天后，也就是老蒋12月25日回到南京后1936年的最后一天，两眼哭得像一对水蜜桃般的赵四小姐突然找到了上海。而且几乎是与此同时，宋美龄也把电话直接打到了孟遥这里。至于做为担保人之一的宋子文、端纳等人，以及远在延安、西安的周恩来、杨虎城以及东北军高级将领，更是纷纷打来要求突击营出面营救张学良的电话、电报。
安顿好赵四小姐，孟遥却连一个电话都没有给老蒋打过去。事实已经摆明，正源源不断开往西北的各路中央军，已经全面控制了陕甘两省的所有主要交通线，就连刚刚整训出来的三个全新德械整编师也被老蒋直接顶在了最前面。这样异乎寻常的举动，基本上是谁劝都会碰一鼻子灰的。
最重要的是，延安方面已经公开了自己联合抗日的主张，对杨虎城准备拼死一战的十七路军以及东北军大部，在第一时间就明确告知，除了抗日，他们将不再参见任何对蒋系部队的军事行动。
一时间，“延安不参战”、“红军出卖了朋友”等愤怒的言论，迅速在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间盛传，这也一度让杨虎城如末日来临而惶惶不可终日。
1937年2月1日，在周恩来的多方斡旋下，以及堪称东北军第二号人物的于学忠坚持中，被南京政府称之为三位一体的延安、第十七路军终于做出了妥协谈判的最终决定，派出李志刚前往已被顾祝同占领的潼关接洽。
然而，李志刚刚刚踏出城门便被左派控制的部队拦截了回来。
第二天，以广泛活跃在十七路军、东北军中的左派“抗日同志会”的主要成员苗建秋、孙铭九等人，当即愤怒地起兵发动了军事政变，并以最快的速度捉住了在西安一直要求以和为主的67军军长王以哲。该军特务连长于文俊头脑发昏，趁乱开枪，当即就把王以哲给打死了。
这就是震惊朝野的西安事变的余波“二二事件”。
消息传出，所有人在震惊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迅速对对所有首脑机关、尤其是最重要的一、二号人物的警卫部队，进行了全面的摸查，只要有一丝疑问的人，不问背景，无论官阶，一律立即清除并先行关押。
这种像传染病一般四处弥漫的恐慌，突击营自然也不能幸免。
高志远一度也十分紧张，虽然没有像其他政治势力马上行动起来，但还是偷偷摸摸地将整个序列中的警卫部队摸查了一遍，尤其是总基地的警卫局、营指警卫团等要害部门，他几乎是像篦子一般整个地来回梳理了好几遍。
有那么几天，他甚至望着诸葛盾、覃五柄以及自己的警卫班都有些恍惚。
奶奶的，如果最亲近的警卫员变了心，那任何一个首长的生命，那真是分分钟都有绝难逃脱的危险。
但是，左派毕竟无法掌控全局。
事发后仅一天时间，东北军的106师、骑十师等大批部队，迅速倒戈。就连张学良最铁杆的105师也移师潼关，直接投靠到了正磨刀霍霍的顾祝同怀抱。
身在延安的老毛大发雷霆，甚至直接发话命令周恩来道：
“枪杀王以哲军长的首犯必须立即枪决，无论是左派还是党员均应如此，否则无从弥缝东北军之分裂。”
老蒋自然更是不会放过如此天赐良机，当即在南京公开宣布：
“除杨虎城必须立刻出国之外，凡是宣布效忠于中央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各部，均可原地驻防不予追究。而其他摇摆部队则一律调出至西北之地，接受严格的甄别整编。”
2月8日，随着最精锐的新编德械师开入西安，得意洋洋的顾祝同率领着他的西安行营大旗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原司令部升起，西安事变终于以老蒋全面胜利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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