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 S市 S大
入了九月，温度依然在三十摄氏度以上。并不像内地城市，非要到三十七八度才算得上火炉，地处南国的S市四季并不分明，一年中通常有八个月可以归属到夏天。男生的T恤短裤和人字拖，女生的漂亮裙子，能从年初的四月穿到年尾的十一月。
眼下，离夏天结束还有点远，下午三点的太阳仍然毒辣。
这个城市学生最多、名号最响的大学校门口，只有区区五个人。学期伊始，S大又收进七千个眼神稚嫩、生机勃勃的少年人，但显然也没人想拿这份生机，和烈日来个比拼。
校门口两棵长了三十年的榕树，被午后的烈日晒蔫了。风也没有来，柔软得近乎垂丧的树条，无能为力展开它身上那些卷曲的叶片。
一种难熬的静止之意。看来也不像一个适合见面的好日子。
五个留在校门口的人，又走了一个。现在只剩一对情侣在绿荫里难舍难分；一个背书包的清秀男孩坐在花圃的台阶上看书；最后一位，站在榕树影子圈的最边上，再迈一步就站太阳下去了。
从背影看，是个纤细高挑的女孩，梳高高的马尾，穿一件纯白色的短T恤，红色的收脚运动裤，裤子侧边有两条白色的平行线，脚上穿一双白色的帆布鞋。
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因为这样的打扮，虽然平常普通，却只属于这个年纪。再年长几岁，哪怕身材长相依然出众，也穿不出这种光影斑驳中的青春气。
青春气是什么，也许和一个人成熟前最后的懵懂天真有关。
落在这个具体的女孩身上，是细碎的小卷发乖巧地贴服在额角；是抬头望时，墨绿的叶尖儿倒映在水汪汪的眼珠里；是并拢的脚后跟轻轻点着地；是甩来甩去的马尾发梢；是手指不停摩挲着书包上的那根背带。
很明显，她在等人，而且等得有点不耐烦。
她叫周文菲，这所学校的大一新生。
一个月前，她还在C市。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是一个晴朗明媚的日子。来不及进屋子，楼下就拆开看，看到“你被我校经济学院会计专业一班录取，……，请凭本通知于9月1日来我校桂湾校区报到”时，只觉得那张纸上全是一颗颗亮闪闪的金色星星。
转眼间，她就来到S大。说“来”不准确，应该是“回来”。
因为她在S大的教职工生活区度过人生最初的十二年。哪怕离开已有六年（其实是五年多，四舍五入，后面全说六年），有关S大的记忆，都还栩栩如生。那个时候，她还不叫周文菲，叫许妙。
她的爸爸许开泰，二十三岁从部队退伍，成为喻慕琛校长的司机，那时校长还只是土木工程学院的院长。二十岁的周玉霞则是S大幼儿园的保育员，她有个叫黄惠南的表姐，是S大的行政老师。
黄惠南和喻院长的太太走得很近，由此撮合了两个小年轻。
他们恋爱两年，结婚生女，女儿便是许妙。再过几年，许开泰进了后勤处，有了正式编制，再提拔成小科长。因为这点小小的升迁，周玉霞开心好一阵子，觉得自己的后半生都踏实了。
但是在许妙十一岁那年，某个深夜，许开泰酒驾，在S大学外面的桥洞里撞死一位散步的老师。当然，他自己也死了。
三十五岁的周玉霞遭遇丧夫之痛，精神萎靡，连交通肇事的赔偿，都是喻副校长付的。因为许开泰开的那辆福特是他的，既然肇事者家属没有赔偿能力，车主肯定得承担连带责任。
再说撞死的就是S大的同僚，喻校长更是不能省下这笔钱。
周玉霞带着许妙离开那个让人伤心的地方，回到亡夫的老家。但只过了半年她就再嫁，丈夫是许开泰生前最好的战友吴观荣。和许开泰在一起十四年，知道这个退伍军人是个多么讲义气的好汉，所以冥冥中，她觉得吴观荣是许开泰派来照顾她们母女的那个人。
但她忘了，那些哥们义气很重的人，往往容不得别人来置喙他在家庭中的权威。婚后第二年，吴观荣便动手打她。怕已改名为周文菲的许妙跟着遭殃，她把每个月辛苦挣来的薪水都拿去供女儿念寄宿的中学。
等到周文菲念高中，吴观荣还是会家暴她，但也许想明白，周文菲乖巧懂事，成绩也还可以，投资在这个继女身上，将来会有回报，所以不仅出了不算便宜的私立高中的学费和生活费，还出了数学和英语补习班的费用。
但是，尽量地减少女儿面对阴晴不定的继父的次数，仍是周玉霞六年里最为焦虑不安的一件事情。
好在终于熬过去了。待到通知书寄来，待到亮闪闪的星星再次回到女儿的眼眸里，周玉霞轻易地被周文菲那句——“妈妈，我们一起走吧，我们回S大去。”给说动了。
8月29日一大早，等吴观荣上班，母女两人火速收拾东西，连人带行李上了前往S市的列车，只留下一张纸条：“我送菲菲去上学，然后在表姐家住半个月就回来。”
到S大了，周玉霞却没领着女儿直奔表姐黄惠南家。她不想自己像个逃难的女人，花了一百元住在一家很破的旅馆里。第二天起床后，打开行李箱包到处找衣服。周文菲正在扎马尾，嘴里咬着橡皮筋，吐辞含糊得率真可爱：“妈妈，你身上这条裙子就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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