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冬天显得特别寒冷，海军部长陈绍宽大清早就离开了位于铁狮子胡同的海军部，前往新华门内的总统府去开会。大街上的行人很少，只有一些早起的清洁工人在打扫着马路上的积雪。
在日军逼近长城后，国务院和政府部门的大部分机关都已经迁往了西安，北洋政府已经做好了迎接长期抗战的准备，只有陆、海军部、总参谋部以及军事大本营依然坚持在北京办公。大总统段祺瑞坚持留在北京，所以总统府的大部分人员也不有撤离。
北京的大街上比战前清冷了很多，大多数富人全都跑去了西北，街道两旁的商铺大约有四分之一已经关门，北京的街头，过去闲逛的公子哥儿、富家小姐们不见了踪影，身穿军装的军人却多了起来。
在总统府一层的大堂接待厅里，一群肩膀上至少扛着一颗金色将星的陆海军将领们已经三五成群地坐在沙发上在聊着天，看来段祺瑞还没有过来，离会议开始还有一些时间。陈绍宽与客厅里熟识的将军们一一打过招呼，然后坐到了海军将领们所在的位置。
“陈总长，听说德国人有意打青岛的造船厂转让给海军部，有没有这回事？”海军军械局鱼雷水雷司司长杨宣德见到他坐下后，于是开口问道。
“有这意思，青岛造船厂是私人船厂，但政府现在一时拿不出钱来，正在与德国人进行协商，看看能不能用战争债券充抵。”陈绍宽说道，国内鱼雷和水雷制造主要是由原来的福州马尾造船厂和大沽海军造船所两家船厂来完成，由于福州造船厂的搬迁，渤海湾的防御布雷主要是靠大沽造船所来生产，产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目前，大沽造船所正在德奥专家的指导下，对船厂进行新的改扩建。
战前海军部在渤海湾内总共有四家造船厂，天津大沽造船所、烟台海军修造船厂、威海修船所和秦皇岛造船厂，不过，由于历年来的投入不足，这四家造船厂规模都很小，只有建造一些排水里400吨以下的巡逻炮艇或是鱼雷艇一类的小型舰艇，根本无力建造大舰。
在开战后，威海和烟台的海军基地遭到日本航母舰队的突袭，损失惨重，两艘主力战列舰“镇海”号和“靖海”号被重创，被迫躲到青岛修理。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北京政府到1928年之后算是达到了维持国内收支平衡的状态，总算是有些能力开始加强军工生产。但每产在军工上投入的资金也仅有1000多万，这些资金基本上都被陆军部用到了扩大林县、德县和汉阳三大兵工厂的生产规模上了。海军部虽然据理力争，但每年的拨款也只能维持福州和上海江南两家船厂的改造。
直到1934年末，海军部这才开始得到大笔的拨款，用于福州造船厂和江南造船厂的搬迁，马尾造船厂被迁往了钦州，江南造船厂和江南制造局则整体迁往了汉阳，与汉阳兵工厂合并。海军部直到这时期才有了部分资金能对大沽造船所等北方四家海军造船厂进行扩建和改造，不过，这些船厂的改造和扩建工程还没有完成，战争就爆发了。
烟台和威海造船厂在并没有遭受到袭击，随着中国海军航空兵力量的加强，在遭受几次空中打击后，日本军舰也不敢轻易进入到渤海湾附近活动。中国海军在渤海湾内的四座修造船厂也完成了扩建工程，根据规划，威海和秦皇岛造船厂的规模较小，仅能够建造排水量3000吨以下的轻型舰船，大沽和烟台造船厂则能够建造排水量在10000吨以下的巡洋舰，另外这两座船厂还各从德奥引进了一条潜艇生产线。
如果能够得到青岛造船厂，中国海军在北方一下就拥有了建造40000吨级战舰的能力。
在战争爆发后，日本舰队在中国沿海任意活动，给陆军的防御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日军轻易就能够在中国东部沿海任意一点登陆，集中起优势兵力，终于使北洋政府真正意识到了海军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因为日军的海上支援和在苏北的登陆，淞沪战役可能坚持的时间还要长。中国陆军在装备和训练上并不弱于日军，这也是日军在攻占南京后无力继续西进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芜湖在南京陷落后紧接着也被日军占领，但在铜陵一线，国防军利用山地有利的防御地形，经过反复激烈的拉锯战，挡住了日军西进的脚步。
在淮河流域，虽然徐州陷落，但在商丘至阜阳一线挡住了日军的进攻，中国陆军的两个装甲师和一个奥匈“志愿装甲师”成为了防御时的中坚力量，在这进行的数场大战，使中日双方都意识到了装甲部队在进攻和防御中所起到的主导地位。中方在努力扩大包头和汉阳坦克厂的产量，并在张家口、西安和重庆新建了三家坦克厂。
由于产能不足，中国每月的坦克产量只有60辆左右，远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日本方面也好不到哪里去，陆军需要和海军争夺装甲钢的资源，而且日本的机械工业与欧美等世界强国之间也有着巨大的差距，所以日本陆军的坦克生产比中国也强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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