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心勃勃的曼努埃尔一世为进一步扩大海外贸易,于正德十二年正式派出使臣加必丹末到中国。时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的顾应祥曾记录了此事:正德十二年“蓦有大海船二只,直到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末”。顾应祥云:“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起送赴部。”《明武宗实录》正德十三年正月也专门有记载:“佛郎机国差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并给勘合。广东镇抚等官以海南诸番无谓佛郎机者,况使者无本国文书,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请。下礼部议处。正德皇帝下旨:‘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与之。’
看了几本书上的记载，由这些记载就可以知道:葡萄牙使者到达广东后,地方官员没听说过此国,而且葡萄牙使者没有诸如朝贡国持有的文书勘合,所以不敢妄自处理,只得上奏朝廷,最终得到“令谕还国”的旨意。葡萄牙一心想将东方贸易扩张到中国,未曾想却费尽周折而无任何成效。葡使见以往的贸易惯例行不通,进贡又不能顺利取得进京机会,便采取了贿赂地方官员等卑鄙做法,将船驶入广州,并按葡国习惯在桅杆上升起旗帜,鸣放礼炮致意,却让中国官员和百姓大受震惊,被误认为是开炮寻衅。不久,葡萄牙使者“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葡使团通事火者亚三通过贿赂武宗宠臣江彬,有机会陪侍一向喜玩乐的武宗,武宗觉得能通番汉的亚三说话有趣,便“时学其语以为乐”。亚三倚仗武宗宠溺甚为骄横不法,留在广东的葡萄牙人则“筑室立寨”、“掠买良民,为久居计”。葡萄牙的种种有恃无恐的非礼与劣行激起前前明朝廷以及周围老百姓的愤怒,前前明朝廷与人民遂不断地展开驱逐葡萄牙殖民者出境的斗争。
正德十五年底,御史丘道隆首请驱逐葡萄牙使臣，上奏的时候说的是:“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番,声罪致讨。”御史何鳌也大声的喊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番独精。前岁驾大船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最终也提出全部驱除葡萄牙人的建议:“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庶一方获安。”
这个奏疏得到了允准,不久广东各地的外国船只大大减少。然而,资本主义对外侵略的本质决定了葡萄牙人不会轻易离开南中国这片富饶之地。在中国政府严申“禁私通”而取消与葡萄牙等外国通市后,葡萄牙便利用“兵械独精”、“海外诸番无敢与抗”的军事优势,于嘉靖二年发动西草湾之役,前明明军奋力抵御,杀敌三十五人,生擒四十二人,大获全胜。西草湾之役给了葡萄牙人以沉痛的打击,是中国人民在反抗殖民者历史上取得的第一次辉煌的胜利。
嘉靖皇帝的时候,为了对付葡萄牙入侵,也曾严厉禁绝私人贸易。嘉靖九年,给事中王希文上疏论及外国人私携商贾之流毒:“暹罗、占城、琉球、爪哇、渤泥五国来贡,并道东莞。后因私携贾客,多绝其贡。正德年间,佛郎机阑入流毒,概行并绝。曾未几年,遽尔议复,捐威已甚。……请悉遵旧制,毋许混冒。”通过他的力争,“乃定令,诸番贡不以时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不久,广东“货至者寡”,“番舶几绝”。葡萄牙在中国的贸易遂出现了一个低落期,葡萄牙商人便更加谨慎地与广东当地海盗及倭寇勾结,进行走私活动。
嘉靖二十八年,发生了一起由葡萄牙聚众作乱者所引起的弹劾事件。巡抚朱执主张严禁通番,葡萄牙人便聚众犯法,朱执将贼首李光头等96人处死,遭到御史陈九德的弹劾,罪名是专擅。给事中杜汝祯受皇帝派遣前往验证,竟说被斩首的是进行正常往来贩卖的满剌加商人。于是朱执被逮,自杀。《明史》叹曰:“盖不知满剌加即佛郎机也。”此时满剌加已为葡萄牙所灭,作乱者确实为在禁通之列的葡萄牙人,朱执之死实属冤案。自朱执死后,便无人敢过问葡萄牙商人。“海禁复弛,佛郎机纵横海上无所忌。”
正德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并未能阻挡住葡萄牙的入侵,相反却加剧了广东沿海的倭患。同时,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海外贸易实为广东财政税收以及军饷所需之一大来源。而且明中叶以后南方许多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产生了一个以商品交换为生的商人阶层。故海外贸易不可完全禁绝。巡抚林富曾上言议复许葡萄牙通市:“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仔细归纳一下就是: 一、诸番来华贸易,抽分法所得“足供御用”；二、资财可“籍以充军饷”,加强军事防御;三、“番舶流通,上下相济”四、小民可从贩卖中满足衣食所需。以上四利,“助国裕民”,“因民之利而利之”。此上疏得到允许,“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于福建,往来不绝”。具体执行下来，也就是看当地的尚家能获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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