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驯马可以说是蒙古族传统的一个马术项目，和“男儿三技”一样是体现蒙古族勇敢和胆量的一种活动。我们汉族一向是以种田为生，而草原人就是以游牧为生了，这方面的技能，中中原的汉人们的确是比不过蒙古人的。在蒙古，精骑射、驯烈马是一个优秀男子的标志。据《蒙鞑备录，马政》载：“其马初生一二年，即于草地苦骑而教之，却养三年而后再乘骑。”
驯马，在这个时代也被称为：“诈马”，是一门绝技，只有剽悍机敏的骑手才能胜任。因为所驯之马多为生马，一般人是很难制服的。马驹断奶后，在草地放牧，二年后开始调教。从未被骑过的生马，性格暴烈，见人连踢带咬，无法靠近，这时就需要一位娴熟而勇敢的骑手来骑乘骏马，手持套马杆来驯马。套马杆是一根结实而有韧性的木杆，杆头系有皮绳，用来套住马脖子。
这比古代欧洲用绳子来套马要先进得多了。生马见人后就要迅速的逃奔，此时，驯马手策鞭猛追，用套马杆准确的将马套住，抓住套马杆不放松，奔跑一段路程后，接近生马，乘机敏捷果断地跳上马背，生马自然是暴跳如雷，狂奔乱叫，而驯马手却随着马的顽悍和倔强的姿势而顺水推舟，不断改变骑法来应对。直到马声嘶力竭，被迫制服为止。这种惊险的驯马，只有勇敢的骑手才能胜任，所以历代人民都把驯马作为衡量优秀骑手的尺度，后来作为传统的表演项目。
“呵，这是在驯马啊！这场景可是很难得看到。”耿精忠慢慢的骑马靠近，正在驯马的骑手也没有在意他们这一行人。这马长出四齿后就要去势，去势时也得由驯马手将马套住制服，另一个驯马手双手揪住马耳朵，再有一人紧拉马尾巴，三人同心协力，迅速将马按倒在地，实行阉割。在耿精忠眼前的这些骑手们就是在进行着这项操作，看那动作还相当的熟练。
这种已经去了势的马，蒙古语称：“阿塔思”意即骟马。去势后的马又经过几个月的放牧，再次，调教乘骑，这时马的性情才变得温顺了许多，白天不给马喂食，到晚上才在草地放牧。一般来说，牧人们对马的训练很严格，但是从不用鞭子打他们，而是爱护地接近他们，使之与人产生深厚的感情，已驯的马不咬人也不乱踢人，步伐能随人意的调训而改变，但必须善于应用驾驭的方法才行。
“好！”耿精忠看到其中一骑手干脆利落的将一匹马翻到，随即另外两人配合，只一分钟不到便将马儿去了势，不由的大声叫起好来。
不过他的声音被马匹嘶叫的声音盖住了，骑手们并没有听到耿精忠的赞扬。此刻耿精忠与李光地等已经越发靠近，这边跑马场的负责人也发现了耿精忠等人。跑马场的负责人都是从福建来的，也都见过耿精忠，因此在看到了耿精忠之后，立即翻身下马，弯腰行礼道：“属下军马场防御郭子利参见王爷！”
“你叫郭子利？那马场的总管在哪里？”耿精忠问道。
“回王爷话，总管单安大人在马厩医治马匹，有一部分马匹生病了，总管大人这些日子每天都待在马厩里。”郭子利老实的回答着。
“嗯，好，你带本王先去跑马场内部看一看，然后直接去马厩，就不要通知单安了，一会本王自会见到他！”
“遵命！”
这自古以来每一个牧场都设置有牧官， 就专门管理牧马、马政的官吏。西周的时候就已有“司马”管理马和士卒。秦汉时代主管马政的官是太仆。这种官职一直沿续到元、明乃至现在。太仆掌管舆马，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转、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弓、闲驹、橐泉，驹、承体五监长丞：又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又有牧橐、昆蹄令丞。后汉太仆称太仆卿，属官有考工令，车府令、未央厩令。
唐代有监牧之别，牧马二十匹为一群。每群设长一人，十五群为一尉，由牧尉管理。牧监设监官一人，副监、丞各人员至两人，还有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等官吏。每年考核，有功者晋升。 蒙古帝国的建立依靠为数众多而又品种优良的蒙古马，对于马政成吉思汗极其重视。 曾经，成吉思汗认真整顿了他的军队(全部为骑兵)编制，正式任命三千户(千骑长)、百户(百骑长)、牌子头(十骑长)。任命牧马者为“哈赤”或“哈喇赤”即牧马官。井规定牧马者的这种千户、百户待遇为世袭制度。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在至元二十四年设太仆寺，掌管去势的骗马事项。太仆寺的官制是卿二员(正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丞二员(从五品)，经历一员，知事一员、照磨一员、管勾一员(从九品)。 清代官牧场分二种，一属太仆寺，一属内务府。牧场官员有总管、副总管、防御，翼领，骏骑校、护军校、协领、笔帖式等。
这既然有完整的一套管理机制，耿精忠也就命令吕宋岛这边照搬了。养马驯马的人手都是从大陆招来的，可是开了大价钱才请到的。可就是这样，人手还是远远不够，没办法，这马场放牧的只得从新移民中招募了。还好，这新移民全都是北方人，曾经养过马的还有不少，倒也解决了马场的燃眉之急。否则，光是买来了几万匹好马，却没有人养，那才是最悲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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